第一章 三个里程碑,中国式的人物
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我是浙江衢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谢高华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他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撺地翻山越岭,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