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袁达光，另一位面相精明的叫袁玉满。袁达光的确当过干部，不过他的最大“官职”是大队窑厂厂长。一年前，在他的怂恿下，袁玉满和另一个村窑厂的侯瑞垣、袁广明、区伟松4位跑供销的农民兄弟，一起合伙“下海”做生意。倒钢材、卖水泥，一年下来虽然没赚上几个钱，不过也练就了一些生意经。本来嘛，跑供销的他们就比在地头种菜的农民兄弟脑子要灵光许多。

    “这玻璃灯多美呀，放在墙壁上又好看又明亮，准有销路！”区伟松从袁达光和袁玉满手中接过从香港带来的几盏灯，左看右看，满脸闪动着金光，仿佛明天就可以当“万元户”了——那时“万元户”就是富人的代名词。

    “这灯并不复杂，成本也不会高，不就一个灯泡、一根线圈、一块玻璃嘛！我们完全可以做出来！”侯瑞垣和袁广明则开始琢磨起工艺，并信心十足。

    “厂长想的就是这个。现在倒钢材、弄水泥的人太多，要是我们几个能搞个灯产品来，说不准让全古镇的人都眼红呢！”袁玉满瞅一眼袁达光，示意他快把想法告诉伙伴们。

    性格内向的袁达光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其他生意咱们先放一放，从明天起我们集中精力找材料，争取先把这玻璃灯仿制出来，然后我们再到市场上试试好不好卖，最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干……”

    “行。我去搞玻璃片。”

    “我去弄线圈。”

    “小螺丝我来弄……”

    袁玉满等几个合伙人，各领一项任务，分头寻找材料去了。

    “这么些小货色，怎么这么难弄？”

    “可不，我的腿都快跑断了，竟然连一寸长的线圈都没寻觅到……”

    几天过后，袁玉满他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唉声叹气地回来向袁达光汇报。80年代初的中国，百废待兴，各种原材料处在极其匮乏之时。那时中国人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统一调拨，连买鸡蛋也要排队凭票购买。

    古镇海洲村的几个农民被刚刚燃起的“发财梦”焚烧得有些焦头烂额。

    “我再出去试试。小榄镇那儿有几个厂……”袁达光仍然一副不紧不慢的神色，瓮声瓮气道。

    小榄镇是紧挨古镇的另一个乡镇，相比之下，是个有些工业规模的地方，这里因有一个锁厂而带动了一些配件生产小厂，加上小榄人历史上就比周边的乡村会做买卖，所以袁达光选择这个近邻是很自然的事。

    袁达光来到小榄镇，不想为找一个能制灯座的厂都找不到。好不容易，仅有一个厂说他们能做，但是必须是铜制灯座。

    “估计成本多少钱？”袁达光必须考虑灯的成本。

    “怎么着也得10来块吧！你看我们搞一吨铜也是很不容易的。”人家说得也是实情。

    袁达光掂了掂铜块，觉得灯座是铜制的，又沉又贵。他只好摇摇头。

    “后来我又跑遍了小榄，总算找到一位姓汤的私人老板，他有一台制塑机。塑料灯座成本要比铜制灯座便宜得多，又轻便美观。”2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海洲一家并不起眼的灯饰厂见到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古镇灯饰产业的“元勋”时，他仍然不紧不慢地回忆道，“我们初创时要啥没啥，连螺丝配件都十分难找。最后是在佛山的张槎镇才找到了一个生产螺丝的小厂……玻璃片也难找。好不容易找到货了，又找不到磨玻璃的地方。灯饰玻璃不能太簿，又不能太厚。没法子，只好找替代品，最后是袁玉满他们说用胶片，一种茶色的玻璃胶片……”袁达光想找盏当年他们“发明”的灯饰给我看，可寻了半天也没找到相近或相似的。如今他的灯饰厂有几百种销往全球的各种精美的灯饰，但再也找不到古镇第一代灯具了。

    “那个时候的灯不能跟现在比。也就是在灯泡前面安上一块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