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知道“沙家浜”，而并不知道常熟，其实“沙家浜”讲的就是常熟。常熟对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及其五千年的文明史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近至一百年前那场掀开中国近代变革史诗的“戊戌变法”的“维新第一导师”（康有为语）翁同龢（ēng tóng hé，1830~1904）就是常熟人。

    “峨峨常熟相，凿空辟乾坤。”这位土生土长的常熟人，一百多年来一直被他的老乡们引以自豪。清朝状元、两代帝师的大学士翁同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下荐康有为、上劝光绪皇帝“从内政根本变起，尽天下弊政”，成为维新变法的旗手，他那一生追求改革的功绩，政比欧阳修、文似司马光的才华，因此而被慈禧太后革官逐出京城回到常熟，过着“青果白菜，权当芹献”的凄悲残年，备受世人敬重。

    远至中华民族的开元之纪时，有位在《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的圣贤，他叫虞仲，又名仲雍，是商末周太王次子。在当时的王室中，由于虞仲精于文韬武略且又忠厚勤劳而深得人心。但太王则中意其幼子季历之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继承商周大业。虞仲明白后便规劝兄泰伯一起顺从父意，让国避位，并借采药为名从渭水流域，千里迢迢来到当时仍为荆蛮之地的常熟、无锡一带。后来昌顺利继位，并使中华民族有了一大段兴邦历史。而身为王子的虞仲与兄长却在江南一带的荒蛮原野上“断发文身”，垦田治水，深得百姓的拥戴和归附，兄弟俩后自立“勾吴”，从而中华民族也就有了江南东吴的悠久大业。虞仲殁后葬于常熟城边的山头，此山也因此得名“虞山”。虞山乃江南一大名岳。

    促雍随伯氏，让国来荆蛮。放言求自废，民迹终忘还。端委治勾吴，子孙列雄藩……虞仲的这段美德为千古所传颂。

    说到江南勾吴的开山祖师爷，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创东吴文化的常熟人了。他就是读书人言子（即子游）。据传，这位名偃字子游的常熟学子，乃九州三千名孔圣人弟子中唯一的一位南方人。中记载：言偃勤奋好学，且以文学见长，深得孔子赏识，曾任武城宰，言子遵师训、行礼乐，孔子过武城闻处处弦歌之声，以“割鸡焉能用牛刀”赞之。言偃学成南归，道启东南，被后世尊为“南方夫子”。唐代开元八年，言子名列十哲中第九。后人把读书人称之为“老九”是不是由此而来？不过，“读书鼻祖”出在常熟，对千年来这一带人爱读书是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区区常熟小城，历史上出过9名宰相、8名状元和481位进士，是当地百姓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事。其功绩首当应归先圣的好学遗风。

    了解一点这儿的历史与特殊的文化底蕴，对下面我们认识常熟人今天所取得的卓著功绩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这样做了，而不是那样做了是大有好处的——就像我们探究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发展时所抱的认真态度。

    《常熟市志》上有这样—则掌故：

    据传孔圣人晚年不放心各地学生的作为，驾着马车到南方察访言子的德行。一日，孔子来到常熟西南郊的“十里亭”，时值炎夏，一路上闷热异常，孔子一行很想进城早些歇息。他举目四望，见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蛳，即下车含笑问道：“此去城内有几许路？”那孩童见孔老夫子样子斯文，便拿起盛螺蛳的钵头顶在头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来：“钵为冠，水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常熟城古名琴川）。孔子听罢，暗自思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书达礼，足见此地文风之盛。吾何须再去关照子游？”于是便挥鞭折回了山东。

    两千余年过去，我想如果今天孔圣人再能到常熟—游，必定会“听歌而醉”，“轻车而至”。像所有被吸引入城的人一样，我是被一首“新吴歌”的魅力而开始“常熟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