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的母亲或自己的亲姐妹，被人奸污，被人蹂躏，尤其是被一群异国的野蛮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强奸与轮奸，这样的事是谁都不愿意再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的。当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些被害受难的人们是这样，几十年后仍然是这样。然而，为了清算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无耻行径，在20世纪4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为了核实清楚日军在占领南京时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先后数次对当年那些被日兵强奸和轮奸过的受难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目前南京市政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南京大学等单位都保存和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日军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的当事者的口述材料。这些材料极其可贵，证明了日军犯罪的事实。更可贵和值得尊敬的是这些受难者丢弃了自己被辱的脸面而勇敢地站在世人面前控诉日军的暴行。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和证明日军的暴行，笔者相信不会有哪个中国妇女和中国男人愿意将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被奸污的事袒露在世人面前。下面选择了几位受害者当时的口述，她们（他们）接受采访时都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在此笔者先要向她们（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当笔者阅读这些“口述”时，忍不住与她们（他们）一起流泪，一起愤怒——

    郑桂英：女，1921年11月9日生

    1937年12月时16岁，家住雨花台邓府山

    我叫郑桂英，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16岁，住雨花台邓府山，家有大伯伯、丈夫和我三口人，叔叔、婶婶与我们分开过。

    日军进城时，我们“跑反”到了南京郊区沙洲圩。我们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四周有水的洼地中间搭建的简易大棚子里避难。有一天，一队日本兵来了，在河对岸“喂！喂！”地喊，要我们划船过去接他们。把他们接过来后，日本兵就坐在凳子上笑。我们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开始还不怎么害怕，等到日本兵把一个小姑娘抓进屋里强奸后，才突然感到害怕。日本兵挂着东洋刀，端着枪，一个日本兵突然“砰”地打了一枪，我们吓坏了，很害怕，就从沙洲圩往山里跑。那个被日军强奸的姑娘则一路上边跑边哭，十分可怜。后来日本兵又跑到另一个小村庄，村里留下的9个人被他们打死了8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兵进村时，村里的姑娘们都逃难跑了，日本兵找不着“花姑娘”，就开始杀人。活下来的那个人让我们“快走，快走”，吓得我们连忙往山里跑。

    我们在山里躲了将近一个冬天，到了第二年（1938年）开春“安定”时才回来，村子里二三十家房子被烧光了，20多个人集中住在半间未倒塌的破房子里。我当时16岁，个子比较矮，穿着破套裤，脸上涂上灰。一天，有辆日本兵的汽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下来一群日本兵，挂着东洋刀，都很年轻，大约20多岁。有个日本兵要抓我，村上有一位叫小二子的人对日本兵说：“她还小，才10岁，是个小孩！”当时还有几个姑娘躲在床底下，日军发现床下有人，就过去抓她们了，我就乘机跑掉了。这些姑娘就没有像我那么幸运了。

    有一天中午，我走在泥泞路上，碰上一个日本兵，被抓住了，没办法，我对他说：“先生，害怕，害怕！”他拉我往没有人的房子走，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就没有人救我了。我很害怕，就往我家的方向走，到了一处破房子，里面躲着一些妇女，我干奶奶也在其中。她为我向那个日本兵求饶，被打了两个嘴巴后，日本兵放了一枪就走了。

    后来，又来了一群日本兵，拖着一个姑娘进屋里强奸，外屋的人都吓得不敢去救她。有一个老太向另一个日本兵求饶，因为这个女孩是她的侄女，那个日本兵就往这个老太太身上乱摸。日本兵强奸以后就走了。后来我们又躲在坟摊里，结果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