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因为冬天，外面很冷，结果我的嘴里还在呼呼地吐血。这两个老人一看，说我没有死，还有气，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到了鼓楼医院……当时鼓楼医院是美国人开的，送到了医院以后，有一个外国医生来看我，把我的脸缝了起来。后来我知道这个医生就是威尔逊大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肚里的小孩弄出来就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传教士叫约翰·马吉，他听说有一个被戳了37刀、小孩已经流产的女人还活着，就带了照相机，对我拍了几张照片。

    当时医院里每天来的受伤的人很多，住不下。等我伤势稳定后，他们要我出院。但我没家呀，怎么办？后来是马吉先生和拉贝他们帮我在安全区找了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安置了下来。

    安全区是拉贝当主席，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德国好人。拉贝住的地方和附近有很多中国人住在那里，他们一有什么事就喊拉贝来挡驾，日本人很怕他。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拉贝是啥纳粹党员。在我们心目中，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反正他是好人。我们南京人记得他，谢他。中国人就是这样：你做一点好事，我们报答你十倍。那个时候能够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不多，如果没有拉贝不知道要死多少中国人。

    “好人拉贝”是南京人自大屠杀之后几十年来一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其实，“好人拉贝”，既是对拉贝本人的赞誉，也是对拉贝领导的所有留守在南京参与拯救中国难民的外籍友好人士的赞誉。

    “好人拉贝”如一首经典歌曲，在南京市民口中传唱了几十年，这也确确实实再次证明了以拉贝为代表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所做的卓著贡献。

    然而，当年拉贝他们在面对日本军队疯狂和野蛮的屠刀时所要做的每一件事，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光说“冒着生命危险”是不够的，拉贝他们清楚，整个南京城仅安全区内，他们20多个人就承担起了照顾20余万难民的责任，而散落在安全区外的市民又有多少呢？基督教教义和人的良心告诉他们：凡是受难者，凡是自我无力生存者，凡是受到野兽般侵袭者，他们都有天然的来自上帝召唤的责任去保护。

    拉贝他们知道，与日本人打交道，除了勇敢，还必须有智慧，还必须有超常的努力和奋争。

    为了让妇女们尽可能地少被日兵官兵强暴，拉贝等决定：把分散在安全区各个地方的妇女们尽量转移到金陵大学来，把这些数以万计的妇女保护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这样日本兵就不敢胆大妄为，至少收敛些吧！

    如此行动并不容易，首先是不能让日本官兵有所感觉是拉贝他们着意这么做——如果一旦明目张胆行动，兽性已盛的日本兵会以为拉贝他们是有意绝断他们“找花姑娘”的欲念，那一定会有大麻烦。即使如此，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里格斯先生在汉口路28号转移妇女时，遇上了急于要“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争执之中，有1人被日军打死，4人受伤。斯迈思等在汉口路19号转移妇女时，发现正有4名日本兵在强奸一群妇女。斯迈思等洋人在一旁怒骂或有意弄些骇人的声响，结果把日本兵气跑了。斯迈思等又迅速将这群妇女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到底强暴和杀害了多少妇女，其实连细心记录案件的拉贝等也难以搞清。斯迈思的“奸情报告”有400多例案件，而这也仅仅是日军强暴妇女的冰山一角。漏记与未报的还有多少？斯迈思自己估计至少有几倍数之上，因为这400多例只是他们国际委员会成员的所见所闻。英国《孟却斯德导报》记者田伯烈说的“至少2万以上”妇女被奸，其实也仅仅是粗略的数字。而且从时间上看，到1938年2月份拉贝走了之后，仍有大量日军到处奸淫残害中国妇女。不过，必须十分肯定地承认，如果没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