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军队犯下那么多罪行，谁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本是无可置疑的事，然而在堂堂国际军事法庭审议的台前幕后却出现了一系列怪现象，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美英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留下的一些问题。我们慢慢来细述——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事实与受害者皆在——尽管日本人也曾千方百计在占领南京后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粉饰和销毁所犯重罪的证据，几十万被害者的尸骨也被埋在深深的泥土里开始腐烂，但中国人民随手可拾身边的和记忆里的累累血债……人们在等待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一水之隔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了中国人机会。

    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是必然的。对日本人的犯罪清算也是必然的事。

    不过，对日本国的战争犯罪的清算，时间是从他们策划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开始至1945年9月2日宣布正式投降那一天，此间日本军队在中国所犯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对日本战犯的重点清算罪行之一，并且确定了以基南为总检察长的起诉团队，这中间也包括几名中国的法官。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府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采用的英美法系不甚了解——这个法系重视证据和证人的作用，尤其是关键证人的证词往往能影响到最终的法庭审判结果。而我们中国一向采用的是大陆法系，这个法系的特点是偏重法官作用而忽视证据的收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罪行世界有目共睹，因此认为东京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而已，判日本战犯死刑是十拿九稳的事。于是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我方派人去参加时，也仅仅派了一个人数极少的法官团队。连中国派遣法官倪征燠也说：“国民政府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但中国人估计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非如此审判，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英美法系做法。整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导权在美国人手里，同时还有一批英国法学家配合。

    判处罪犯，证据和起诉书无疑特别关键。担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项任务的是美国的基南先生，他既是检察局的总检察长，同时又是美国派遣来东京的重要法庭成员。在麦克阿瑟签发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前的一个多月——1945年12月6日，基南就抵达东京了。

    57岁的基南，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1933年便担任联邦司法部部长特别助理，两年后被任命为司法部刑事局局长。此人办案果断且无情，故有“魔鬼检察官”的诨号。

    日本侵略军是魔鬼，魔鬼的罪行由“魔鬼检察官”来审判，非常合适。但基南到达东京后，麦克阿瑟就对他明确指出：“关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提出三点意见请你考虑：一是要尽快审判；二是将起诉日本战犯的理由简单化，可集中到屠杀这一点上来；三是珍珠港事件应为重点……”

    基南听盟军总司令如此一说，心里有些嘀咕，但也只能点头示意赞同：“同是美国人，我会把将军的话牢记的……”

    什么意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为他们美国人开设的？那么我们中国作为胜利国之一，作为抗日主战场，我们死伤了3500万人就可以撇到一边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反正后来出现了许多怪事：

    首先对亚洲的公敌——日本的起诉书，起草者竟是英国人。法庭检察局和主审官基本是美英人士。

    中国检察团是1946年2月抵达日本的，领队的是著名法学家梅汝璈博士、向哲浚检察官。

    2月底，11国参审代表聚集在一起，对起诉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