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一首：

    瓦灶石台绳凳，纸窗竹径泥墙；

    风微日暖豆花香，沽得南邻新酿。

    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

    芒鞋箬笠立斜阳，呼鸭绿蒲塘上。

    陈月盘告诉我，他此时年值四十有三。后来9个月里，他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当起种田的农民，学会了锄田，学会了牵牛犁地。“一句‘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是不是对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说看破红尘的意思？”我吟着陈月盘50多年前的诗句，总感觉当时他的心态很灰暗。

    陈月盘老先生听完我的话后，不屑一顾，说：“错了错了。如果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伤感之情，那不客观。但从那时起，我确实发誓‘再不关怀世事’和‘从此老死家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发觉自己可能本来就不能成为革命和时代中那些力挽狂澜者，所以干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实实当个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者。这不是赌气。我从小爱读古人的诗作，尤其是欣赏陶渊明笔下的那种田园生活。可我觉得陶渊明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乐农派。我可以说比他要更多一层对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对这儿的一草一木，我觉得太恬静太美丽太符合我这个人了。故当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后，当不能实现个人理想中的那种大成功后，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种田园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觉得自己比陶渊明更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多了几分对泥土的亲近。与其说对泥土的亲近，还不如说我对家乡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如果给他五石米呢？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我不一样，当我立志后半生与土为伍时，我心头极其坦荡自然，绝没有一点为难自己的地方，否则之后50多年里经历的事特别是解放之后一直当‘老地主’的非人经历，我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因为我只能相信这样一个简直有点怪的老头的话，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像他经历的几十年多舛命运，能像他那样挺得过来吗？挺得如此乐观自如？还挺得如此延年益寿？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陈月盘的人生魅力就在于此。这便是一个小人物的不一般之处。

    芸芸众生，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事是无法比较的。也许找不出第二个与陈月盘的命运相同的人。

    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使当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象。而让陈月盘最寒心的也并非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恰恰是这过程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切肤透骨的世态炎凉。

    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由于陈月盘自己早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当他着手接管家产后，便开始整理以前租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处就根本清除了剥削阶级意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佃田该卖的卖掉了，该送给那些贫苦乡邻的就送出去了，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亩地作为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名下。解放了，土改运动便在全国展开，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划成分。轮到陈月盘时，土改干部不知如何执行政策了，因为按政策，他当时的地大概就够个富农。但是谁都知道他陈家是历代富裕大户，那些政府准备划在地主成分线以内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队施压，甚至放言说你们要把我们划为地主，那他陈月盘就应该是第一个划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划了，证明你们共产党有偏心眼，就是看在陈月盘曾经为你们共产党办过事。要是那样的话，既然在陈月盘问题上你们共产党可以不按政策办，那凭什么非要我们执行你们的政策呢？

    当时执管陈月盘所在地区的区委领导正晕当年陈教过的姓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