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农商部下属的一个工作实体，第一批学员都被收编为该所地质调査员。由于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惟一的地质工作部门，故之后全国各大学包括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优秀生都被吸收到该所从事地质科学专业，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由于章、丁、翁这三位大师自身的学术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加之不断吸收各路精英，地质调査所发展到四十年代时，已是人才济济，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著名科学研究机构，它的总体学术水平与研究人员都是一流的，在国内也有中国地质科学黄埔军校之称。后来新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现了那么多大矿、大油田以及氢弹、原子弹所用的铀质矿物，是与这个调查所的基本人马在解放前全部保留下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述的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上以及后来所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追其渊源，都与这个所的历史不无关系。因为李四光不曾属于过地质调査所，而除他之外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包括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几乎都出自这个所。

    世上所有的恩恩怨怨总是与历史的诸多因素搅和在一起，在大庆油田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黄汲清不属于章、丁、翁、李（四光）等第一代中国大师，他也不是十八罗汉之一，但他以其自身的天才和勤奋，迅速在地质科学界成为大家。

    跨出校门，黄汲清像当时所有优秀青年地质学家一样，被聘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当调查员。那时的所长由翁文灝担任，丁文江是技术总负责。翁、丁两人是好友，调查所第一任所长由丁担任，后丁一度驰骋政坛当了上海市督办（相当于市长）之后又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其间让位于翁。今天50岁以下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丁文江可谓大名鼎鼎。我看过湖南科技出版社1974年翻译出版的由一位名叫夏绿蒂.弗思的美国学者撰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令我对丁文江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科学大师肃然起敬。弗思在哈佛大学出版的原著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他认为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政治领袖，对黄汲清的事业与人生都有过重大影响。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机遇。就在年轻的黄汲清刚刚踏入社会，立志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为挽救苦难的民族作贡献的时刻，正处于精力与事业巔峰期的丁文江大师，在地质调査所策划了中国现代地质科学史上一次壮举——中国西南边疆地质大调查。他选择了两条线路，一条由重庆至贵州境内，另―条由四川叙州至云南方向。丁文江除自己亲率一支队伍外，还派了两名得力助手组成另一支队伍，他们便是黄汲清和当时在地质学界享有声誉的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

    我是从照片上认识赵亚曾的，他身材高大，一副学者风度。相比之下，矮小的黄汲清则显得一副憨相。那张照片摄于1929年赵亚曾与黄汲清在翻越秦岭途中的褒城鸡头关。这次远征野外考察，给黄汲清留下了一生都刻骨铭心的印象。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一些的野外资料，黄汲清和赵亚曾时而并肩问路，时而各辟路线，孤身进入荒蛮的原始森林与少数民族山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考察似乎很浪漫。可是在那个年代，野外考察就是一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探险。11月，当黄汲清正在四川叙永的途中，云南昭通方面传来一个他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噩耗——他的好友、同伴赵亚曾慘遭土匪杀害。赵亚曾死得突然，也死得惨烈。这位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