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叫刘岱峰，还有段君毅、万里、李文彩什么的，他们对我特别客气，对我以前当过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都知道。说让我把散处在西南几省的地质人员找来一起为新中国服务，后天还要让我见一位重要人物……噢，我穿什么衣服去见合适呀？好像共产党干部都没有穿西服的，对，你想法给我买一套中山装。”

    妻子乐了：“行，看你高兴的。”

    “怎么不高兴？谁让我搞科学、搞地质，我就高兴！”黄汲清一本正经地说。他的那双充满智慧的眼里，流露出固有的天真。

    后来会见他的那位重要人物便是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两位同龄的四川老乡，一见如故。“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用枪杆子赶跑了蒋介石国民党，可是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再靠枪杆子是不行喽，得靠工人、农民和黄先生这样的科学家了！”邓小平带着浓重的四川乡音，亲切地说道。“中央令我和刘伯承同志一方面率领部队解放蒋匪残留的地方，另一方面是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尽快恢复和建设好大西南。搞建设特别是工业生产建设就离不开地质工作。咱们四川老家和云贵康（旧省份西康笔者注），可是块宝地，有很多矿产资源吧？所以我今天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请黄先生出山配合政府领导和组织好西南地区的地质工作。你看这工作应该怎么做？”

    聆听了邓小平的一番话，黄汲清很受鼓舞，说：“应该先把机构搭起来。川、滇、黔、康原来都有地质调查所，是否可以考虑在这基础上组成西南地质调査所”。

    “可以”。邓小平当即拍板，并说：“黄先生可马上着手与这些省份的地质人员联系。需要政府出面的随时找我无妨”。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黄汲清被选为委员。事隔不到两个月，西南地质调査所又宣布成立，黄汲清任所长，另两位地质学家乐森埒、常隆庆任副所长。成立那日，邓小平亲自设宴招待黄汲清等三人。席后，邓小平单独留下黄汲清。那时重庆市刚刚成立，这个昔日的战时首都，是大西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邓小平对该市的工业发展十分关注。当他听黄汲清介绍说重庆附近不少煤、铁矿和天然气资源因缺乏钻探设备而一时无法开发时，便立即命令调来六台金刚石钻机。

    “国家大规模建设需要人才，黄先生是知名人士，在国外也一定有不少地质界专家朋友，是否有人愿意回国呀？”邓小平问道。

    黄汲清想了一想，说：“有”。他告诉邓小平，有个名叫赵景徳的青年专家，是地质学博士，学识丰宫，愿回国参加建设。

    “那就你去请他回来，一切旅费我们负责。你写个报告，我批！”邓小平非常干脆。

    遵照邓小平的意见，黄汲清即刻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不几日，邓小平当即批准3000美元拨款作为黄汲清寄给赵景徳回国的旅费。遗憾的是，赵收到旅费正准备回国时，美国当局下令禁止中国专家学者离境，因此赵不得成行。然而，通过这件事，邓小平等共产党领导人那种平易近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给黄汲清留下深刻印象。无疑，这一切都给了黄汲清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之后的三四年里，黄汲清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干劲，带领西南地质调査所的科技人员，跑遍了西南云、贵、川及西康一些地区的山山水水，出色完成了中梁山煤田、泰江铁矿、彭县铜矿、遵义锰矿、水城观音山铁矿、东川铜矿和江油海棠铺、简阳石经寺气油田等重要矿产地的发现与勘探工作，为西南各省的大工业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中梁山煤田，几十年来一直是重庆市的主要能源供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