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还是每天拖着残腿坚持到校上课，他已是这所中学的教学骨干，像他父亲一样对事业异常执着。

    我问他对自己的父亲怎么看？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原因在山沟里呆了几十年而记恨过父亲？黄浩生直率地说：如果说我继承了父亲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父亲18岁在北洋大学上学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也真奇怪，18岁的我在四中上学时如果当时对政治不那么敏感、关心的话，也不会在后来遭此厄运了。而那时的我却偏偏什么都想问个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后来的遭遇也就是必然了。对这些，父亲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责任。相反，我倒感谢他，是他把刚强的性格、面对任何困难都不屈服的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探求真理、勤奋好学的家风影响和遗传给了我，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没被淹没，并努力像父亲一样，追求自己执着的事业……

    是的，在这方面或许儿子永远无法与父亲相比。黄汲清是大海，是高山。当大海和髙山被无情地填塞和淹没后，那种灵魂的摧残与肉体的折磨，只有高山大海自己清楚。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只因阶级斗争为纲，一夜间，友人反目成敌人……历史自有公论：中国地学的丰碑本不属一个人。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題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长篇文章。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大庆油田。在这之前，大庆油田一直属于保密范围。

    我们的最高当局选择了这样一个年份向世人透露一个伟大的发现，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这个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接见一位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的：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而且更硬气了。（见美特里尔毛泽东传364页）在毛泽东眼里，当时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分子是邻国的苏联。

    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六七年间，中国这个诞生不久的共和国，在人为和自然因素的交叉袭击下，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身后，是六万万人民的饥荒与贫困；在前面，是东南西北全方位的反华包围圈。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兴奋的事件之―。1964年的这一年中，中国还发生了另一件令毛泽东欢欣鼓舞的事，即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大庆油田和原子弹，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解除了来自前后的沉重压力，共和国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以新的形象出现。

    如果说原子弹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一切反华反共势力进行较量的砝码，那么，大庆油田则可以比做社会主义共和国奔向现代化强国的列车轨道。

    毛泽东看重大庆油田是站在政治家的政治角度。他褒奖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的有功之臣，绝非亚于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在石油系统，毛泽东褒奖了余秋里、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在地质系统，李四光成了他的红人。应该说，毛泽东对石油部、地质部这两个亲兄弟的褒奖是公平的。但是，由于后来的历史走向，出现了激烈的政治运动，这种公平则随之也暴露出了严重的不公平隐患。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毛泽东的威望到了巔峰状态。他的一句好话、一个褒奖，总是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即是他老人家一贯所奉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最后也导致了后来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旷日持久的名利之争。

    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的开始几年里，正如前面所言，石油部和地质部其实从未因谁功劳大谁功劳小出现过公开或者背地里的摩擦。这种名利之争，在科技工作者里面，也不曾出现，至少黄汲清等一批大师从没想过什么个人的名与利。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和崇高情操。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