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院副院长之职，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也重新组建了起来。大师的一家老小终于结束鸡笼式的拥挤生活，搬进了三里河部长楼。

    当时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关心、过问下，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使得文革和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重大问题得以正本清源。

    黄汲清是个急性子，他想到那么多年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冤冤屈屈，是是非非，该到了向党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的时候了。于是就在1978年1月11日，再度向邓小平（因此信请方毅转交邓，故方也是收信人之一）发出一封信。这封信是我在行将完成此文时才得到的，又是大师生前的一极其重要的珍贵文献，他在里面不仅阐述了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理论的看法。在地学界至今仍盛传李四光和黄汲清是老对头的一类说法，为防讹传，故我在这里将黄给邓小平、方毅的信全文抄录下来，以供读者了解得更清楚些。特此说明一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信中有四处写到“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字样，我把它略去了，其余的全文如下：

    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尽管邓副主席的批示至今没有向我传达，但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信件的批示，而是代表了党对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此后不久，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大地构造研究室正在着手恢复。我衷心感谢党、感讲邓副主席，只有打倒四人帮才能出现这种大好局面，我国地质科学事业才大有希望。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我要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我晚年的全部精力。

    但是，在给邓副主席的信中，我当时没有反映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长庆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问題直接牵涉到我个人的历史作用，而我不想为个人争荣誉，只希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地质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各地质学派能在平等的自由讨论中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利于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然而现在看来，不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不说清楚，在地质界真正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地质战线广大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有很大困难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一再号召我们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务虚作假、见风使陀、投机取巧；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虚夸；提倡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深感有责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有责任把地质界的这个重大问題反映给你们。

    我国东部几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作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我的大地构造观点是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此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并于1957年3月8日在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上，配合这张大型挂图，作了题为《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普委会及下属松辽普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