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我的舅娘是他的后老婆。那女的太厉害，舅舅干什么事都得看她的脸色。我这么一个外乡人突然进了她的家，吃着住着，她哪会有好脸色嘛。没几天，我已经觉得再不能在舅舅家呆了，便决定搬出来。舅舅好心，背着舅娘给我弄了辆三轮板车，说永安城内交通不便，你有个板车可以拉点活能养活得了自己。我失望地看着自己的舅舅，可又能说什么呢？后来我租了一间小破房，每月30元，小得只能够我躺下伸直。住定后，我就开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筑工地搅拌水泥，后来又卖菜。可永安是个小市，啥都不是那么景气，干啥都赚不了大钱。我很着急，越着急则越不灵，人生地不熟的，好挣钱的活也轮不到我呀。于是我又做起收破烂的活，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直走街串巷到天黑。就这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人家说省吃俭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头来也才挣了1400元。这时已到开学的时间了，我原本认为出来打工一两个月就能把学杂费挣回来，然而我千里颠沛、受尽苦难，仍然计划落空了。当我在永安街头收破烂时见到人家扔下的报纸上说全国的大学已经全部开学时，我呆呆地坐在大街上欲哭无泪……一些新开学的小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扔下几个可乐瓶，说：“收破烂的，送你吧！”然后哈哈哈大笑着走了。我当时真想告诉他们，别搞错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名校大学生！可我说得出口吗？说了又有谁信呢？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凄婉地沿街吆喝着：“有破烂卖喔——！”我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吆喝声，因为我心中仍然编织着“大学梦”。

    12月8日，当我怀揣3000多元钱，来到上海，找到我心中久已向往的华东理工大学时，老师惋惜地告诉我由于来得太晚，他们不能再准许我注册入学。我一听差点当场晕倒，好在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有这话就行，我就开始在学校餐饮服务公司打工，但又有人不让干了，说学校有规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学校打工。我好伤心，因为从情理上我也该算是学校的人呀！无奈，我把3000元钱存在学校的储蓄所，又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在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我回头向学校默默地说了一句：“明年，我一定要上学……”

    1996年9月，曾祥德如愿以偿，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正式学生。只是这一程，他走得太艰难太漫长。其实，在每年近百万的新生中，像他这样的又何止一个！而且，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他们历尽辛酸迈进大学门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又一个不曾想到的沟谷与坎坷……

    不过比起另一些同学，曾祥德仍算是幸运者。

    苏州是我的老家，这片富饶的江南水乡，在历史上曾经出过三四十位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金科状元，因此这儿的父老乡亲们对读书人一直极为敬重。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被一些出于无奈的“今日状元”所看中，我故乡的朋友告诉我，曾在1995、1996年两年的八九月份里，富裕一点的乡镇街头和车站码头边，出现过好几位讨钱的大学生。江南人本来就心善，加上当地比较富裕，这些讨钱的大学生几乎都能如愿以偿。后来街头路边这样的“乞丐大学生”多了，便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注意。某日，在锡沪公路沿线的名镇支塘一带，公安人员突击出动，把一名正在街头举着“乞讨书”的大学生“请”进了派出所——

    公安人员：“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我叫×××。”

    公安人员：“什么地方人？”

    学生：“安徽××人。”

    公安人员：“为什么要到这里乞讨？”

    学生：“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家庭困难，交不起4000多元的学费……”

    公安人员：“拿出你考上大学的证明材料。”

    学生便从口袋里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