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的眼泪，揣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点钱，告别父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打工生涯。他先是到了广州，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可以说一无所获。他又到了武汉，在码头、火车站干起了最苦最累的搬运工。之后又浪迹至郑州、成都。在“天府之国”的首府，他身上只有5元钱时，像一个彻彻底底的乞丐似的谋得了西南交大附近一录像店的一份差事，尽管店主苛刻得比资本家还厉害——令其一个人要干三人的活，每月只给100元，且不包吃住，但这位流浪的青年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打工的日子里，那上大学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在这需要知识的年代，难道自己就甘心这样了却一生？不，决不！求知的愿望使他顽强地重新拿起书本，在幽暗不堪的工棚内重新点亮了青春的希望之光。这期间，他为了能适应边打工边复习的环境，屡屡换地方。也正是此时，有位姑娘爱上了他，可是为了高考，他又不得不与恋人挥泪告别。三个月后，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海南某大学。然而就在开学的前几天，父亲突然病重被送进医院。父亲的病不仅花光了他打工苦苦积攒下准备上大学交学费的1000多元钱，又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两年前的命运又一次痛苦地摆在了这位苦孩子的面前，所幸的是这回他咬着牙下定了上大学的决心……对身无分文的穷人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是件近似登天的事，但踏进大学门后的日子仍然不轻 松。他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成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校《女大学生报》主编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无数磨难面前从不绕弯的同学，却依然不愿向外人吐露自己贫困的真实一面，可见他们的心理负担是何等的沉重！

    几乎每一个贫困生身上，都有一篇催人泪下的苦难史。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进行这部作品的初期采访时，我还对贫困生们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但越到采访的后期，我越感到自己的心情沉重。毫不夸张地讲，之后的每一次与那些因缺钱而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学子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不幸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残忍的刽子手，因为我总是在无情地剥露这些同学深埋在心底世界的那部分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或者就根本不想再重提的隐痛，并一次又一次残忍地让其向公众抖搂。这种采访谁说不是一种犯罪？可我依然必须那样做，且得认认真真。

    有一次在华北工学院，学校把一位壮族女学生介绍给我采访。在采访之前我知道这位学生的家境极其困难，她在学校的学业也处在无法想象的那种境地。但这位学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愿先讲，直到其他同学都走后，她才开了口。可她一开口就让我感到意外。

    “老师，我能不能不说？因为我……”她刚说这几个字就已声泪俱下，那双惊恐和企盼连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不知怎的，我的眼泪跟着夺眶而出。我说：“行，你……可以走了。”她真的如释重负地走了，而我同样感到心头如卸泰山。这样的情况，在我对几十所大学的采访中时有发生。有时极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而常常又庆幸被某个同学拒绝采访，这种矛盾几乎一直交织着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

    贫困生们不爱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质贫困真情，是个普遍现象。这里面既有他们自尊的一面，也有社会和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好面子，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助这些贫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别难做。如政府和社会每年给予学校一定的贫困补助，但有些贫困生你怎么追他（她），他们就是不写申请，弄得学校和团组织无可奈何。这种结果常常使一些本来十分需要帮助的特困生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可是这些贫困生又怎样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