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于是他便到了一个建筑工地，正好那个包工头是老乡，便给了一份苦力。就这样，老爸起早贪黑整干了一个月，不仅有了回程的路费，而且还挣了三百来块钱。他一到家就把这些钱寄到我学校。你也许想象不出来，我这个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一下感到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变得那样脆弱渺小，着着实实跪在父亲跟前磕了三个头。”

    “真羡慕你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我也被他的故事所感染。

    “可是你不知道，在自己父亲面前做的事，在别人面前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说，“我永远受不了别人哪怕是无意的一点点蔑视，尤其是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子弟而对我另眼相待。有些城里同学对像我这样学习特别好而家庭经济又特别差的同学，内心又嫉妒又瞧不起，总想从我们身上找回些平衡。金钱和物质是他们惟一可以击败我们的手段，一些这样的同学存心在我们面前刺激我们，伤害我们，装出可怜我们的样子甚至来施舍。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从来不要，宁可不吃不喝，饿着肚子。我不排除许多同学是真诚地向我们伸出友善之手，但我也拒绝接受。”

    “这是何苦？”

    “你不知道，有一次学校里把社会上一笔赞助分发给了我们几个贫困生。我刚拿着这笔钱吃了顿饭，有同学就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这回某某某也有嘴短的时候了。当时我肺都快气炸了，心想干吗，我在班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干吗为了几个钱就非得比别人短一截？不，绝不！从此我就再也不要任何资助了。”

    真是个太要强的大学生。然而我知道这种学生的内心深处却比一般的同学负载更沉重的难言之痛。北京某高校还有过这样一件事：首钢的一位工程师赞助了这个学校的一名贫困生。这种“一对一”的捐助，按照有关约定，受助的学生应经常把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向捐助者进行汇报。这个首钢的工程师打捐助后就一直没收过受助者的回信，起初他也并没在乎，因为他说我捐助本身又没考虑什么回报。话虽这么说，但每次辛辛苦苦把钱邮出后就想知道一下对方到底收到了没有。这位工程师做了一两年的好事，却始终见不到学生的一封回信，也没任何其他音讯。这位工程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说虽然我捐助不求啥回报，但如果我捐助的对象连最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我干吗要捐助这样的人啊？学校老师知道此事后赶紧找到这位受赞助的学生，问他怎么回事，说你至少也得给人家回几封信吧？这个学生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从抽屉里拿出13封未曾寄出的信！老师一看，这些信都是写给那个工程师的，内容写得也极其感人，可就是没有寄出去。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寄，学生说，我就是不想寄。到底为什么，看来只有这位学生自己心里知道。

    上面说到了我曾经进行的一次“书信采访”，三位给我回信的同学中有一位坦露了他自己作为贫困生的那份内心世界——

    我一直想，过多地倾诉或被曝光关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实在是男人的不幸：男人，特别是小农意识浓重的男人，总爱无休止地夸大自己的沧桑。

    因为以上原因，因为各大媒体接踵而至而我不得不配合，我感到极度厌倦的同时自我地封闭。事实上如果经济这玩艺儿赏脸，我实在更愿意就一包烟、持一瓶酒独自消化这些贫困和尴尬——随着官方的关注和媒体的长驱直入，我日渐被洗劫一空。而从前，尽管我穷得叮当响，我依然穷其心力来守护和经营自己的心灵家园。家园里生活的我有好高骛远的愿望，有张扬坦荡的个性，有锐利锋芒的思想——最主要的，我有正常的随意的生活作风或生存方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心灵的家园破败不堪：言行举止，都得像个特困——自强——优秀的“人”所必备的气息。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适合那种模式；我为此活得很痛苦，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