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会借电影院或录像厅内特殊的场所对你动手动脚，有的人很紧张，有的人则有一种居高临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管是那些紧张的还是狂妄大胆的，看着看着，都会把手向你伸过来……”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

    “不算复杂，将其手推开。”

    “如果推不开呢？”

    “也并不难。你可以起身。”

    “可这样不就没工钱了吗？”

    “是没有。但我们是大学生，不是‘三陪女’。”

    “从广义看，同为‘陪’，很难让人区分你这个陪与现在一些饭店、歌厅里的那种陪客有什么不同——请千万别把我的话视为对你的不尊重。”我忙解释。

    “不会。但我还是要明确告诉你：我们的‘陪’虽然与一些歌厅、饭店里的那种‘陪’同为一个字，但其内容和本质不同。我们只陪‘看’而不陪其他……”

    “难道绝对没有或可能出现另一种内容和意义上的‘陪’？你也说过凡与你们一起进电影院、录像厅的男士十有八九是想占点女人便宜的人嘛！”

    “并不排除。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参与‘陪看’的女大学生不是一个两个，我也见过个别女同学从开始的‘陪看’，到最后‘陪吃’、‘陪睡’……甚至把青春和学业全赔进去的。但那绝对是极少数。因为我们大多是穷苦家庭出来的大学生，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自己大学学业的重要。我们可以去吃苦，可以忍受暂时的一点委屈甚至是耻辱低下的事，但我们清楚绝不能毁掉前程。所以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包括有时难以脱身的情况下竭力保全自己。当然这过程常有落泪和辛酸的事，或者有时还有无可奈何的事发生，但这难道全应该怪罪于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孩？”

    那晚，我遇到了两个“意外”，一个是在我采访贫困大学生过程中意外地遇到了另一种特殊的“打工族”，另一个意外是这位女学生与我不欢而散。她说到后来情绪越显激动，到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所以不等我结账，就起身离我而去。第二天早晨她给我住的招待所打来一个电话，表示歉意。她说每当有人向她问起“陪看”的经历与过程时，她常常“有点想哭”。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有点想哭”，她在电话里给我补充了两个细节。一是她说有一次因为拒绝“雇主”提出的“陪看”之外的其他非分要求，结果那个无赖扬言要到学校给她“坏菜”，最后是她整整倒赔了500元才了结此事。她说这500元钱是她父亲下岗三年重新找到工作后第一次领到的工资，结果给她全都白白折腾掉了。“为这，我整停了一个学期的‘陪看’。但后来还是无法解决学费等其他上学所要花的钱，不得不继续重操旧业。”她说。第二个细节是，她说她的“陪客”中有一批固定的朋友，这些人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也是因家境贫穷连小学、初中都没念，而今远离故乡和家人，只身在外打工卖苦力。她说她的这些朋友平时在建筑工地没日没夜没命地干活，惟一的精神快乐是一两个月由她陪伴他们上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甘心情愿地义务为他们讲解电影中那些他们不懂或不太懂的东西，而他们也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或麻烦时挺身而出保护我。有一次几个小流氓欺负我，我的这些朋友前来相救，结果警察看他们是外地人，竟以‘盲流人员’把他们遣送回老家，砸了我好几个朋友的饭碗。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想哭……”电话的那头，我清楚地听出其抽泣的哽咽声。

    我久久没有放下电话筒，心里在说：姑娘，想哭你就哭个痛快吧。

    在我接触诸多的贫困大学生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女学生们要比男学生更封闭自己的经历，由于性别与性格关系，她们一般很少向一个外人谈论自己的隐秘一面，她们的自尊心也比男生更强烈，即使你跟她们非常非常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