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更加激烈。刘晓平有深切的体会，当然他当时报考这所大学的原因主要是从前者的角度考虑多一些。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来到这样的学校才发现，进这样的学校有一个好处是穷家庭出身的多了相互之间倒也容易混在一起，而不至于受那些有钱人的冷嘲热讽。但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们不可能像清华大学的贫困生能享受那么多的补贴。每年每人1000元？！给了我，我不也成“富翁”了吗？穷孩子哪想过天上会掉那么大的馅饼！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在饭卡上快断钱时能有人给10块、20块的，也就是“上帝的恩赐”了。学院针对贫困生多的情况，尽量地把食堂伙食搞得好一些，把菜价饭价压了又压，一个豆腐1元钱，一个豆芽8角钱，但同学们仍然闹着太贵，说这样的伙食标准他们只能每顿打半份。老师们看着可怜，就自发捐助，每一次捐助总是全校性的，从校长到书记，从教授到助教，甚至家属和员工都被调动了起来。每一次总能募集到十来万元的钱物，但也仅是这十来万元的钱物，绝对难以有更多的捐助，校长和老师们不吃不喝一个月也就拿死死的六七百、千把元钱……尽管如此，学院已连续几年都要进行这样一次活动，除此他们得不到外援——有钱人爱捐助那些大城市里的名牌大学校，这样做既有图方便之处，更有捐资所获得的社会效应，人们对此无权指责，即使有的捐助商怀着某种“意图”。然而刘晓平他们的学校得不到依然是得不到。

    来自富庶之地扬州市的善良的刘晓平惊骇地看到了过去他从未看过和听过的同学们为了读书而忍受的种种艰难：

    有人吃饭从不到食堂，即使去了也只买最便宜的菜。从小花钱没有受过节制的刘晓平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一个星期为换换口味上一次馆子至少要花上百十来元，而他的同班同学有人竟一个月花的伙食费也不到100元！

    他爱穿流行一点的衣服，不算奢侈，一般一年四个季节买上三五套，一两千块吧。可后来有人告诉他：有的同学上大学四年连袜子都没添过一双，从头到脚的所有穿着仅一两套，而且还是上大学时乡亲们送的呢！

    开始刘晓平不相信这些，但过上几个月大学生活后他都服了，因为过去别人说的事现在在他身边甚至同一宿舍里都发生着。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已经大二的刘晓平亲眼看到了这一年新生入学时的那一幕：有位四川来的新生是其家长送来的，那学生的父亲肩上挑着一根木棍，木棍两头挑着两个塑料袋，塑料袋的四只角都是用小绳子打着结。再往这位学生父亲的脚上看，一只脚上穿的是张着口的凉鞋，另一只脚则光着。一问，说是下火车时掉的。天黑了，学校给这位家长安排了住处，是最便宜的5块一张床铺。那新生的父亲说什么也不住，他说我就在操场上歇一宿就行了——这一宿他真的在操场的露天里铺下一张旧报纸睡了一夜……

    刘晓平这位富有家庭出身的“公子”，其内心受到的冲击难以用言语形容。面对一张张因贫苦而惆怅、焦虑多少有些自卑的脸，刘晓平思索着，比较着，并且有一种强烈地要做点什么的心思。特别是一次他参加院四系为贫困生覃璇同学“献爱心”活动后，这种想做点什么的心思就更加强烈。覃璇同学因家贫而面临姐弟三人都要辍学，班里同学二十几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当时覃璇同学受感动而放弃了原来想退学的打算，然而仍然不能解决在学校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像覃璇这样的同学在学校还有不少，怎么帮这样的同学走出贫困的阴影呢？从小学到大学，一向无忧无虑的刘晓平在那些日子里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能不能创造一种机会让这些贫困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自立？刘晓平悄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名好友，谁知好友反问他是不是神经有问题了。“你爸你妈花大把钱是让你好好来上大学的，将来有个出息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