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关注贫困生”跨世纪公益活动拉开了序幕。

    1996年1月底前，团中央、全国学联将首批由深圳黄金灯饰集团公司捐助的40万元济困助学金，发到了高校的630名贫困生手中。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等4名团中央主要领导赴北京、重庆、西安和新疆等地的高校，亲自将济困金送到学生手里。从此，为中国大学贫困生济困助学的活动开始在全国蓬勃兴起，广大民众也在各种媒体上认识了一个过去不曾听说的名词——“大学贫困生”。

    大学还有“贫困生”呀？社会主义大学里还有人饿着肚子、半途辍学的呀？老将军洪学智坐不住了，拿出几千元积蓄，让秘书迅速送到全国学联。

    老部长孙大光躺不住了，在病榻上吩咐老伴张刚女士：“把家里那五十多幅书画交拍卖公司拍卖掉吧！孩子们连大学都上不起，我心疼哪……”老部长南征北战六十余春秋，那些书画都是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李可染、潘天寿等人的杰作，上面大多落有老部长名字的上款，价值连城。“设个助学基金，奖给我的那些安徽籍同乡贫困生。”老部长爱家乡，也爱家乡的下一代。

    老院长慕玉生呆不住了。翻箱倒柜，把一直没动的三笔政府补发的战争负伤荣誉金、一笔“文革”后重返工作岗位的补发工资和离休后从事种植业所得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哇，二十几万元呀！”儿孙们好不惊喜，他们从没听说一向俭朴的老爷子还有这么巨额的存款。慕玉生抱歉地对儿孙说：“这些钱我一直留着没舍得拿出来。现在该是时候了，我要设立个‘寒窗基金’，奖给那些念不起大学的苦孩子……”慕老用这些钱先后资助了19名贫困生上大学。

    花木工张俊年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贫困生问题报道的，他睡不着了：咱老百姓能做些啥贡献呢？哎，我们俩人一月的工资加起来有一千来元吧？我想每月从中拿出100元捐助一个贫困大学生读书，你同意吗？张俊年用胳膊轻轻碰碰妻子。妻子打了个翻身，说：啥事我没依你？张俊年一笑，第二天正好口袋里有100元钱，他跑到邮局，向全国学联填了张单子……从这以后的第二个月开始直至今日，张俊年每月领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乘车到全国学联办公室，亲自交上100元捐助款。现在他还是济困助学的青年志愿者，每天下班后他多了一件事：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介绍为贫困大学生们济困助学的意义。

    ……

    上面的这些事，都是我从团中央机关了解到的。因为材料大多是从特别设立的“全国学联济困助学办公室”的卷宗中获得的，所以只能以简单的排列形式来告知读者，其实在这些人和事的后面都有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细节。由于这些做善事的人，几乎没一个人愿意接受外界采访，所以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事。有位老将军从1990年开始就已经为援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资助过十几万元，每月的离休工资一大半给了山区苦孩子。当他从广播里听说有那么多大学生因经济困难而面临十分艰难的生存问题后，又强制自己戒烟戒酒，每天再省下5元钱来帮助某名牌高校的一个贫困生完成学业。而像这样的事，自1996年1月，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开展为贫困大学生“济困助学”的活动之日起，全国各高校的学联、团组织内都能找出一大批来。

    那天我在南京大学采访，江西籍的大四女生朱早红拉住我，第一句话就非常激动地告诉我，她已经同南京某国家科研所签好了就业协议书。她拿出那份已盖上用人单位大红章的协议书给我看时，双手在剧烈发抖。后来听了她的自我介绍，我才明白这位临将走出大学门的女孩子不可能不激动。朱早红的家在江西临川，那是个十年九涝的低洼山区。她上高中时就是方圆十几里惟一的一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