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收取资助的心境。他哪想到，这封信不仅没“冷却”对方，反而收到了“李妈妈”更情深意切的来信——赵广涛承认在这之前他对“李妈妈”的称呼也纯粹是出于礼貌，而绝非等同后来他所称之的“李妈妈”之真切。

    “李妈妈”的信上这样对他说：广涛，我的好儿，你这么想了让妈我心里都不好受。我不能看着你在大学里为了一顿饭钱、为了买个本子而总是那样愁眉苦脸。如果真是那样，我每天生活在又有冰箱彩电，又有音响空调的家里会极不舒服的。好儿啊，你知道吗，当妈妈的假如不能为自己的儿女做些什么，心头都会有种负罪感，那更不用说她自个儿偷着一人在享受安乐富裕的生活了。明白吗？只要儿在外面受苦，当妈的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会有丝毫的幸福可言。

    赵广涛哭了，他从这位平生根本不相识的“李妈妈”信中，看到了自己亲生妈妈的那种发自母性最原始、最崇高的珍爱与呵护。“李妈妈，看了您的信，我一下有千言万语想对您说，可我不知该从何说起，我惟一能说的就是一句话：让我像对亲娘一般地叫您一声妈妈——”打这以后，赵广涛的内心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归宿感，他说那时开始他叫“李妈妈”完全与叫自己的母亲一般，面对的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亲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超过了亲生母亲，因为这个李妈妈有时几乎一个星期就要给他写一封信，这种心灵间的异常频繁的交流与融会，时间一长就慢慢变成了一种亲情，一种两相牵挂的、不可消失的永恒的亲情。赵广涛直到李妈妈去世后才从由长沙专程到北京来采访他的记者那里知道，李妈妈一家根本不像她在信中向他所描述的那样富有，当时李赛明老师就是为了打消赵广涛接受资助的内疚感而有意这么说的。当老师的李妈妈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她在赵广涛面前也做得天衣无缝。其实李赛明的家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家，也可以说是个生活水平低下的家庭。她和老伴二人才各拿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三个孩子中大的未成家，小的正在发育年龄，中间的大儿子与赵广涛同龄，也是属于能吃和长身体的时候。李赛明本人又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一家五口挤在30来平米的房子里，惟一的两件最现代化的家什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两个低收入的父母要带三个又在读书又在长身体的大孩子，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赛明不仅从来没有向赵广涛透露过一丝一毫，相反每一次向北京汇款时总刻意表现出一位有钱的母亲向一位有难的儿子施恩时的那种豁达与大度。如此长久的“美丽谎言”，使一南一北的“一家人”共同进入了一个无比幸福的童话世界。

    亲情不仅仅来自血缘，它还属于那些相互关爱的人。时间一长，已有三个孩子的李赛明总是特别惦记北京的赵广涛。有一次，李赛明的小儿子对妈半开玩笑地说：“妈，我们感觉在你心中广涛哥好像比我们更亲似的……”母亲笑了，说：“傻孩子，你们天天在我身边，还用得着我那么牵挂吗？广涛就不一样了，他一个人孤身在外，自然得多为他想点儿。”在清华园上学的赵广涛呢，心头也慢慢老有一种对远在湖南的李妈妈及其一家人的牵挂。有时倘若晚收到一两天的信，他便有些坐不住了，回去赶紧发一封信问问为什么，是不是“妈妈”身体又不太好啦，总之是那种无法割舍的惦念。平时，赵广涛也不时把学校和自己在学习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写信告诉李赛明。李赛明呢，则用她母亲的那般特有的细微关怀着远方的“儿子”。只要她稍稍从赵广涛的信中感觉到他正需要什么时，就赶紧倾其所能地去办。冬天到了，她忙着向北京寄去棉大衣；夏天来临，她便把本来给亲儿子买的衬衣汗衫邮到清华园，同时还寄去一笔特殊的“回家费”。“你出来又快一年了，该回去看看父母了。如果不打算回家，那这笔钱就算你在北京打工的本钱吧……”李赛明信中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