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们反映，曲铭平时很开朗，不属于那种心理有明显忧郁症的一类。至于他的贫困早已众所周知，大家还一直在帮助他。刚入学一个月，学校根据他的情况便将其列入了特困生名单之中。一开始，他就得到了像打扫卫生、整理资料、治安巡逻等勤工俭学机会，并是全系4名有固定岗位的特困生之一。老师说，就在他自杀之前，学校先后给他安排工作有17次之多，每次的特困补助也基本都有他的份。但同学们说，曲铭仍对每年3100元的学费忧心忡忡，特别是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后这种忧心不仅没减少，常常反而加重了。1995年秋，在他又一次交不起学费时，同学们主动发起募捐活动。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捐款是秘密进行的。等到大家把2935.5元的钱交到他手上时，曲铭好一阵激动，可他一再表示谢绝。直到同学们同意按记名的方式捐款并把名单留在他手上时，曲铭才接受。

    这样一位同学突然自杀，校园内的冲击波可想而知。其实曲铭之死原因并不复杂，他在告别人间的前几日曾对一位同学表述过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说因为自己上大学，妹妹不得不辍学，连结婚都没结成；在学校，他又成了老让同学们捐款的包袱……

    曲铭死于他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内心太重的负疚感。

    贫困是一种直感的痛苦。接受社会和别人的帮助是一种具有负担的痛苦。

    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负担的痛苦，这便是贫困大学生与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贫困儿童，及其他如贫困母亲、贫困残疾人的不同之处、复杂之处、严重之处。

    你可以拿50元或100元，就能拯救一个失学儿童。但你却常常难用5000元或1万元拯救一个贫困大学生。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李静明说：“我读第一年大学时就靠吃馒头、咸菜过来的，是很苦，是很难。天天开饭时，我总最后一个到食堂，悄悄买点东西就走了。但那时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后来呢，学校和同学都知道了我贫困，于是就都来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后总觉得走到哪儿别人都在背后指着我议论说：他就是贫困生，我也给过他捐助！我反而觉得不如自己过去吃馒头、咸菜香。”

    中国农业大学女学生李颖说：“开始有人给我们资助，让我们介绍自己的贫困情况还挺觉得是那么回事的。后来一次又一次后就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的猩猩给人家展览一样，那种心理感觉特不好。现在我就不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捐助，宁可自己苦一点，倒也落个心里清静。”

    这就是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贫困群体。

    中国大学“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为之艰巨，因而更迫切。否则走过来的真可能就是张宗友一个，而溃退的也许是九十九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