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的区别所在。

    中国大学能从哈佛大学学到什么？有人也许马上会说根本不可能。

    但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

    社会力量办大学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教育界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力量办大学已经初见端倪。李嘉诚出资40亿元建起的汕头大学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小哈佛”，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贫困一说，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园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凡是校园内最新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说都是某某人赞助而建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清华自90年代初开始，每年社会和学校自筹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拨款。以1995年为例，清华的总收入中，政府的事业费拨款只占29％，学校的社会资助与科研、生产、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见，争取社会捐助已经是目前中国那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能过上相对好一点日子的重要途径。这位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的贫困生数量并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这几年清华之所以能做到使这支庞大的“贫困军”没有一位因经济贫困而辍学，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除了按照政策被减免学费外，还从社会资助中拿出大量经费保证贫困生们人均不低于1000元的各种补助。在清华大学基金会小楼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清华人太清楚育人之计，所以他们把建立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教育基金看做是“大树”培之植之。“大树”叶茂，“大树”底下的人便好乘凉。

    值得欣慰的是像清华的情况，并非一家。许多高校如今都已纷纷把争取社会资助当做办好学校、减轻贫困生压力等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社会捐助搞得好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生工作就会做得扎实有效。反之则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们没有“源头”，没有“大树”，赤条条下的贫困生们只能更加艰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学校本身应加强工作之外，社会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应光把目光盯在那几家著名学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声、名义上。其实，一桶之水对已经盛茂的参天大树可能并不起什么作用，而一桶之水对那些因干旱垂死中的禾苗来说，将是生命的重新复活。

    一切有识之士应当多做些雪里送炭的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纵观中国大学在改变自身经费压力问题上，真正运用此话的并不突出。目前我们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还很少有序地注意运用自身的特殊优势，将目光投向国内的那些富有阶层。中国的穷人很多，但中国现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曾载文说中国现在至少有4000万人进入富有阶层，有1000万户家庭的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这些家庭与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听说有人一桌饭花去十几万元，一个澡也能“泡”掉万儿八千。通过多种方法，让这些人从牙缝边省下那么几餐，我们的百万贫困大学生就能一年不愁了！

    这，并非是梦。你到国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里，找到众多关于私人奖学金的信息手册。入册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退休军人、神职人员，甚至还有继承遗产的小孩。这很有点像中国的“希望工程”，但他们则更加规范，更加让捐助者视之为一种神圣的义务，并对所捐之款采取了透明的追踪而放心。

    西方人在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活动时，与我们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