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最后离婚。

    当我们的家就剩下我和妈两人时，我发现他那专横跋扈的毛病渐渐转向了我，叫我同样无法忍受。尽管我也经常跟她操骂，有时急了也要还手。但每逢此时，我妈就会哭天喊地地叫嚷说我是没良心的白眼狼。说实话，时间长了，我心里非常恨我妈的这种毛病和牌气，甚至不想在家多呆。可由于我的血液里已经渗透了她的某种遣传基因，所以我在外面同人接触和交往时也犯着我妈同样的毛病和德行，因此我也没有什么朋友和知心者。里外不是的我，其实内心痛苦和孤独极了。这也导致了我常常一旦牌气发作时，无法控制自己情緒。

    我今天的罪过客观原因是我妈点点滴滴影响的，现在我无比恨我自己，更恨我有这样的妈。如果我出狱后，一定也会像我爸那样离她远远的……

    读着章宁在狱中的心灵独白，我夜不能眠，这使我想起中国一句老话，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同时引发了许多联想，比如我在研究现在十几岁孩子的家长，他们与我基本是同一代人，也都经历了整天只知打砸抢的“文革”十年。虽然我无法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秉性不好，应完全归罪于十年文革，但我以自己亲身经历多少可以得到某种关联的考证，即自文革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包括比我们更年轻一些的朋友们，接受优秀的传统的文明修养教育实在太少，加之我们成人后又恰逢时代发展的步伐之快，各种良莠不齐的东西又多，于是虽然我们做了家长，但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我们仍然是弱智和幼稚的，因此当我们负有哺育后一代的责任时，几乎没有细致地考虑到如何以自己的行为规范和美德情操去影响和潜移默化地教育孩子。结果很多像我上面列举的个案中出现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和犯罪过程都可以说最原始的责任本不该在于他们，因为他们本来都很善良与招人喜爱。害他们走上邪路的，正是他们的父母平时不善改造自我与纠正自我弱点及某种不良秉性所致。凌云和章宁的情况是这样，喜喜、兵兵和小云霞等孩子的情况其实也是这样。他们的家长极少在自己任性做出某一举动或选择时能为身后的孩子想一想，几乎都没有，有的甚至自己进了高墙与监狱时仍然没有意识到因为你家长的一时冲动，一时情急，一时欲念，使爱子爱女背负起比你更加沉重的十字架，而且有的还要付出幼小生命的昂贵代价。这些教训，难道不足以教育我们那些仍在只顾自己使性子、寻私欲、不知为父为母的家长们痛定思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