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厂是在这一带吧？”路上毛泽东问。

    刘惠农用手指着巍峨屹立的龟山山麓一带，说就在那里。不过，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就把工厂设备迁到了四川，原有的厂房被日寇炸得已无几存。1950年下半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那里建了个棉纺织厂。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当年李鸿章都知道要建立自己国家的军事工业，不过，他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封建王朝。如今，我们也要建厂，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

    返回的途中，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关切地问王任重和刘惠农：“老百姓如今想到汉阳是不是都得坐划子？”当得到肯定回答后，毛泽东说：“武昌与汉口之间的长江大桥中央政府和湖北省已着手动了，汉水上的也应该有座大桥，这就可以把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那对群众就方便了，武汉市的建设会有个飞跃。”

    王任重听后欣喜地保证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指示，加快武汉三镇的水上交通建设。

    仅两三天时间，我从毛泽东与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的谈话中，渐渐领会到了毛泽东对中南重镇武汉市的战略建设是何等关切。他像指挥三大战役似的，给诞生不久的当地人民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决策性的指示。我不由心里暗暗敬佩毛泽东的伟大：他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建设事业的一个伟大设计师。

    作为一名毛泽东的警卫员，我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后一天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让我着实出了一身冷汗的事情。

    那是2月18日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初五。前两天毛泽东睡眠一直很好，每天能在清晨三四点便可躺下睡上几个小时。因为要在白天听汇报，参观工厂、城市，所以他也学会了能占用白天的时间工作。18日这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便对我说：“银桥，今天是初五了吧？嗯，俗话说，初三初四吃足喝饱，初五初六，灯笼庙会。现在正是外面热闹的日子，我们也出去走走。”

    “哎呀不行呀，罗部长他们不会同意的。”我一着急，随口而出：罗瑞卿部长已吩咐过的事，为了防止意外，中央是不允许毛泽东随便到民间走动的呀。

    “不让他罗长子知道，我们自己去么！”毛泽东朝我挤挤眼，像个淘气的小孩子。说实话，当时我真想答应他。因为我了解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是太想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样上街逛马路，去小摊上吃一碗豆腐脑，跟老爷子开心地聊上那么一会儿。

    可我绝对不能那么做。

    于是，还是报告了罗瑞卿部长——对这，我必须服从罗瑞卿，而不是毛泽东本人。

    拦是拦不住的。罗部长他们提出，可以出去走走，但必须戴上口罩。

    于是，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刘惠农、杨奇清等领导同志加上我和几名卫士，陪着戴口罩的毛泽东，拾级登上了龟山蛇山。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春节，游公园的人非常多。我们这一群一二十个人，无论怎样把毛泽东拥簇在中间，可毕竟异常显眼。在登上黄鹤楼时，正当毛泽东扶栏回顾，兴致无限地俯视江城美景时，从我腋下溜过几位小学生。俗话说人小眼尖。这几个小学生在离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几米远处，用好奇和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位“戴口罩”的大个子。恰巧，毛泽东的目光移到了小学生处。

    “毛主席？！”有个小朋友惊奇地叫了一声。

    这一叫不要紧，偏偏毛泽东又朝小朋友们点点头。这下可热闹了，几个小学生像沸油锅里溅进的几滴水，一下咋呼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啦——！”

    霎时，这喜讯犹如长了翅膀，传遍黄鹤楼四周，传遍江城三镇的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黄鹤楼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