跺，那声音像打雷一般：“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江青和我眼瞪着眼，谁也不敢吭声了。

    “看看你们的能耐！一个毛泽东的老婆，秘书，一个毛泽东的卫士长，就为了打扑克吵成这个样？”毛泽东的眼睛冲着地，火气十足：“我整天忙得顾头不顾尾，你们倒好，闲得发慌！吵架吵得拉都拉不开，说出去叫人家听着，丢不丢人哪？啊！”

    “到此为止，你们两个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了，都看书去！”毛泽东把那只大手在胸前那么一画，“都给我下去！”

    事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给我们整风。批评是批评了，但我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是“家里”的事，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像所有的家庭一样，吵过也就完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时间干得长的卫士们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把我们当作他家庭的成员对待，我们也觉得有他这么个“大家长”，如同生活在自己亲生父亲身边，爱与憎，都清清楚楚，没有什么隔阂。虽然若干年后，江青得势时借这些私怨对我报复，但当时我始终没因为跟她在毛泽东面前大吵大闹后有什么后顾之忧。毛泽东也没有，第二天他就“银桥”、“银桥”地叫个不停。

    “这就是我们在毛泽东一家生活的真实感受。”李银桥说。

    我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一生几乎毫无物质上的任何追求，他吃粗茶淡饭，穿旧衣破袜。但对我们卫士以及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亲属、故友却从来是慷慨解囊。在他工资开支中，后来专门让我单设了一项“救济同志”栏。我本人就几次接受过毛泽东的经济帮助。差不多卫士班的同志人人都受过毛泽东的这种帮助。

    “说起这些，常常使我们卫士感到催人泪下。”两鬓斑白的李银桥，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我能不动情吗？”他说，“毛泽东自己一套毛衣补了又补，洗脸洗脚舍不得用两块毛巾，可只要一听我们卫士中哪个家里有困难，便会马上解囊。”

    他自己不管钱，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这个人最讨厌钱。”在我跟随他十几年间，从没见过他动手拿过钱。有一次，一位叫张瑞岐的同志，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解放后，他写信给毛泽东说家里遇到了困难，毛泽东见信后立即吩咐我寄钱。

    我从毛泽东的工资节余存款中取出三百元，放在牛皮纸袋里，准备寄之前让毛泽东本人过过目。当口袋送到他面前时，毛泽东以为又是什么公文，正准备抽出来看时，我说了声：“是给张瑞岐同志的救济款。”

    毛泽东一听，脸色突变，像是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似的那样恶心，把牛皮纸袋扔到了一边。“你以后要注意呢！我是从来不摸钱的。我最讨厌钱这东西。”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毛泽东是不摸钱的。然而，他自己不摸钱，对我们卫士，对身边的同志，却总是关怀备至，百般帮助。记得，经我手得到毛泽东经济帮助的就不下几十人次。对我们卫士，除了平时同志的家中和个人有什么特殊困难外毛泽东要救济，一般在卫士离开他时，在卫士结婚、生育时，在卫士离开数年再来看他老人家时，或者来信有意无意地提起有困难时，毛泽东无一例外地都解囊相助。

    “请不要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我明白你们想说什么。先听我把话说完。”

    确实，毛泽东给同志的这种帮助一出手就是几百元，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一定以为反正毛泽东是国家主席，要多少钱就会有多少钱。错了，毛泽东尽管一年中总有几次那样帮助别人，但从来不动用公家或者说国库里的钱给别人。他的这种资助，全是用他工资节余中的存款。也就是说，都是从他牙缝里和身上扣下来的钱！我粗略地统计过，他一年帮助别人的钱，总是远远多于他自己吃饭和穿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