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什么“四人帮”，除了主席夫人外，没有什么头衔，后来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常委研究同意后，她才有了毛泽东生活秘书的头衔。但她不怎么管事。虽说她负责兼管我们卫士、医生、护士和阿姨这一摊，实际权力还不一定有我这个卫士长大呢！所以，在当时我们的眼里，她也仅算是毛泽东家庭成员中的一员，仅仅是重要一员而已。江青可不同于毛泽东，侍候她不那么容易，而且她经常挖空心思出怪点子让我们不好办。我们最恨她的是她经常干扰我们值毛泽东的正班。

    毛泽东长年累月，难有闲时，毛泽东越忙，江青就越闲。她一闲，事情就多起来，而且总是叫上我们这些卫士们。虽然我们心里也很反感她，可毕竟不敢公开跟她唱对台戏。再说，我们卫士也负有为她服务的一部分责任。江青也就借这一点，总是对我们指手画脚，谁要稍微表露出一些不顺从，谁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当然，那时还谈不上“政治迫害”，再大，也仅算作是“家庭矛盾”吧。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卫士、毛泽东，连江青在内都把这些顶嘴吵闹当作一说就过去的“家庭矛盾”。待后来登上“女皇”的政治舞台后，这位“第一夫人”便一下翻脸，说成是我们“一直对她不满”，“反对江青”的把柄，从而进行严酷的政治报复。这是后话。

    但在五六十年代，虽然我们多次跟江青吵过，而且有时吵得非常厉害，但毛泽东和我们，包括当时的江青在内，都把这些看成是“家庭矛盾”，我举个例子。

    记得是1958年夏天，我随毛泽东、江青又来到北戴河，还是住平房一号屋。自毛泽东1954年来后，这一号平房便成了他每年夏天的一个新办公地址和起居处。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忙，诸如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吃食堂等大事都纠缠着他，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有。这一天照例，毛泽东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上午十点来钟才睡觉，并在临睡前嘱咐我，下午四点钟有个会议，三点钟要叫醒他。趁着还有几个小时，我便坐在值班室看书。大约两点，给江青值班的卫士说江青让我去打牌。

    就一个来小时了，我真没什么兴趣，可江青叫的能不去吗？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正浓。可偏偏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怎么了，想老婆了？你几天没陪我打了，快拿牌。”她朝我使了个眼色，示意让我打起精神配合她赢上几回。

    我抬起手腕，看看还差几分就两点了，便“唉”的长叹一声，那只摸牌的手慢腾腾地抓着。

    “喂，看着一点，让你出牌了！”江青瞪了我一眼，显然是我的精神状态使她大为扫兴。

    心不在焉，牌能打得好吗？连续两回，我们都输了，江青沉不住气了：“今天你是怎么啦？不是叹气就是打错牌！”

    我只好说：“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不是田云玉么？”江青说得对，可我是卫士长，毛泽东行动时，我必须跟着，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我神圣的职责。江青这么一说，我又不好当面反驳，取而代之的是没完没了的叹气声。

    说实在的，这种叹气声和连续的出错牌的状态，对一个正在兴头上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再加上江青一贯惟她独尊，我这个样，在她看来是明摆着没把她放在眼里。

    第三局，刚出几张牌，我连续失误，以致败局已定。

    “不打了！”忽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一甩，瞪着一双大眼睛，“噌”地立起来，大声责问我：“李银桥，你今天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说说清楚！”

    打牌的和看牌的卫士与护士一下子都惊呆了，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

    妈的，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我心里头窝着火，便没有好气地回敬江青道：“我要干什么呀？主席下午要开会，我要陪他！现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