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笑嘻嘻地说。仿佛为自己解决了一件大难事。“江青这两天病了，住在北京医院。你带点东西去医院看看她。明白意思吗？”

    我还能不明白？毛泽东在给我充好人呢！我一阵高兴：“明白。”

    毛泽东摆摆手，“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着，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地在房间里等候。不过，我想有毛泽东亲自安排，一切都会如情如愿。

    “丁零零……”大约十几分钟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北京医院的一名护士打来的，说是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让我送去。

    我赶忙出万寿路，搭上公共汽车直奔北京医院。一进病房，见没人，正在疑惑时，只听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知道江青在里面。果然，不一会儿，江青擦着手从里边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跟我握手。

    “你来啦？”

    “来啦。”

    “快坐！快坐！”看到江青这般热情，我这一二十天中吊起来的心总算落到了原位。后来才知道，江青如此转变，全在毛泽东多次为我“用计”。就是刚才接到北京医院打来的电话，也是毛泽东一手安排的。

    我在房间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说：“你心胸不要总是那么狭窄吗，银桥一听说你病了，很着急，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就是在这种“催化”下，江青才让护士给我打来电话。而我要给江青“买”的东西，也都是毛泽东为我专门准备好的。

    这场非同小可的矛盾，终于由毛泽东给轻轻松松化解了。从医院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如实将见到江青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很高兴，又随手把我的那份“检查”递给我：“拿去吧，自己保存起来。”

    我真的把这份“检查”保存了起来。因为看到它，就会使我想到毛泽东爱护我们卫士的一片深情厚谊，然而，没想到日后因我保存的这份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了，成了我一贯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的“铁证”了。为此使我蒙受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这是后话，且不多说。

    关于江青，毛泽东生前对她有过很多评论，而且不知多少次严厉批评过她。六十年代初期之前，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总的来说还是惧怕的。毛泽东晚年后，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加上江青自认为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所以，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采取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阳奉阴违。“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由“文化旗手”到“四人帮”的头目，身份也不单纯是“毛泽东夫人”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使得她到处可以出头露面。这期间，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也显公开化，除了写私人信件外，多数把这种批评形式公之于领导干部之间。譬如公开在领导人的会议上，批示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等。六十年代初期之前，因为江青基本没有什么官职，毛泽东与她之间的不合大多仅限于夫妻之间。正因为这是夫妻两人之间的各方面的不合情趣，使得毛泽东日常生活、精神生活都很痛苦与烦躁，毛泽东是感情豪放的人，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又不得不把夫妻之间的不协调深深地埋在心底。

    我是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卫士长，老人家对我视为能交流内心感情的人。所以，许多不能在外人面前说的事，他却常常在床榻前、躺椅上、散步聊天中对我谈。

    毛泽东和我聊得很多很广，大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小到他与我的家庭生活个人感情。其中有他从内心发自对江青的不满和为江青担忧的话占了不少。

    他发过这样的哀叹：“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他有过这样的后悔：“早知道她这个人是这个样，当初就不会跟她结婚。”

    他做过这样的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