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久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丁一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中央领导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丁一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这一决策首功归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上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明确地指出广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一锤定音！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其实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都想不到的问题也出来了。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一个令中国水利代表团不曾预想的事件：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旨在以所谓的中国建三峡工程而造成100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为由，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提案。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了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简单的工程中的一个细节，而是一个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了！

    西方人其实这些年来在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上有过太多的关心。某国因为想得到一份投标，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丁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将丧失家园，沦为难民。笔者在库区采访时，就有云阳县的人这样说：那一年有几个西方来的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中有人会说汉语，于是叫了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个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拍戏，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还是因为非专业，所以总不像。那几个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的阴谋也最终没有得逞。这还不算，有个右翼组织为了诬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责问道，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你们长江的污水就会直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就会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人员一听就觉得对方是无理取闹，并反问对方：我们中国的长江出口在什么地方？你们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人中总算有一两人有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