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处在还债的高峰期。当时的重庆只有100个亿的财政收入，可我们城投一家就有60亿的债务，政府无法背得起这么沉重的债务，公司没有了政府资金支持，因而一度陷人困境。

    我到城投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就突然发现我的手机被人打爆了……华渝生一脸嘲讽地笑。

    怎么回事？笔者问。

    倒霉的事呗！当时我们公司背的60多亿债务中有18亿的到期债务，其相当部分是以前委托证券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现在到期了，得兑付人家买的债券。证券公司拿不到我们企业的支付款，它就付不了前来兑现证券的老百姓，这老百姓还不闹起来！证券公司没有办法，就在证券大厅黾贴出布告，告诉那些准备兑现的老百姓，说你们要钱可以找城投公司，然后又在布告上把我和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手机、电话号码都写在上面。这还了得，那些要兑现证券的老百姓就拼命给我打电话……我哪能吃得消这个！华渝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有切肤之痛的感觉。

    证券公司也够缺德的。

    不能怪人家，责任还在我们和政府方面。华渝生说，后来我赶紧去找市财政局长，并且拿了他们当时给我们公司开具的担保书，让他帮忙救火。可人家说：你是企业，我是政府财政，怎么可以给你还钱呢？我把当年他们开具的担保书放到他办公桌上，说发企业债券时是你们担保的，现在我们还不起，你们就该兑现担保嘛！为什么你现在不算数了？局长回答也千脆，说：那担保不是我要做的，是领导让我写的。我听后哭笑不得，心想：我们这个城投公司也是政府让成立的呀！干什么，花什么钱，怎么花法，不都是政府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吗？可政府和金融管理机制改变了，原来政府财政能管的事，现在不能管了。城投公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当然，后来还是政府出面化解了这笔企业债券的还付资金。怛从那时开始，特别是黄奇帆任副市长后，提出了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思路，我们才真正走出了一条自我发展的新路子，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自我发展，更加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对我们公司所赋予的职能，为新直辖市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提供了。

    可能和坚实的资金保障，彻底解决了过去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资本是死的，机制催生下的人的脑子一活后，那原先硬生生的资本竟能横生变数，变得令人难以想象！

    给你举个例子。经济理论家出身的华渝生，在今天再谈起经济问题时，满腹都是实际例子。他说：城投公司的负债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负侦结构极不合理，一是偿还高峰太集中，二是利息太高。其中最大一笔是香港中信泰富的1亿美元的债务。这笔债务是1998年为筹集滨汀―路重大市政基础设施而借的建设资金，公司当时将刚建成的李家沱长江大桥。的专营权以每年14.5的固定回报转让给香港中信泰富公司，期限为20年，相当于每年必须在税前向香港中信泰富公司支付1.34亿元人民币。但事实上，李家沱长江大桥每年收取的通行费远远到不了这个数。央行后来8次降息后，这笔负债更是高得离谱。我们城投虽然多次找港方协商，但由亍没有实力，所以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也难怪，香港中信泰富公司当年以李家沱长江大桥5070的专营权条件，支持了当时财政非常困难的重庆新直辖市政府1亿美元的建设投资资金，人家很够意思。在经营李家沱长江大桥收费儿年里，根本就没有办法赚冋按协议中所说的每年必须在税前向对方支付1.34亿元人民币的回报，事实上李家沱长江大桥每年的收费根本达不到这个数字的10。与港方签约的转让经营期限为20年，现在我们突然又向人家提出收冋专营权，于情于理都不是很硬气。然而重庆要发展，尤其是主城区的交通因收费站过多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直辖市的正常运转，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