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受到抑制的同学们，被孙中山先生的慷慨演说感动了，他们从先生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仿佛看到了“三峡大坝”矗立的那一幕！

    那一幕到来之时，必定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日！

    中国人对“三峡梦”的情有独钟也从此开始。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千疮百孔，哪有钱来修建三峡这一世界水利史上最宏伟的工程？孙中山先生也只能空有一腔热血，更何况他这个“临时总统”的宝座也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讧与外攻，使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便过早地结束了他的“三峡梦”。

    但孙中山毕竟是想让长江之水变成富民强国之源的第一人。他的“三峡梦”永远闪烁着光芒，激励着后人继往开来。

    继他之后的蒋介石口称自己是“孙先生的学生”，可在实质问题上却很不客气地背叛先生。他一度大权在握，真要继承孙先生的遗志，在三峡建设问题上是能有所为的，但他太热衷于经营自己的蒋家王朝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他蒋介石便举起反革命的屠刀，逆历史潮流而动，于是一场场血腥的镇压成了他夜不能眠的主业。

    然而我们还得感谢蒋介石先生，正因为他的精力过多地花在了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上，所以没能全力阻止一大批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高举“科学救国”大旗的爱国知识分子痴情的“三峡梦”。特别是这位独裁者还没有来得及解散孙中山先生主政时成立的矿务司地质科。这个只有几人组成的地质科后来在20世纪的中国建设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孙中山先生亲自任命的地质科长章鸿钊是一代教育学家和地质大师，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带领一批有志青年冒着被贬被杀的危险，继续编织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峡梦”。

    章鸿钊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在蒋介石提着屠刀追杀南昌起义的部队时，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道：“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富国也，则吾未知之也！”

    “孙先生的三峡之梦，也是我章某人的毕生之梦！不在长江三峡上有所为，就枉为中国一介书生也！”章鸿钊每每背诵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第二部分第4小节时，总会抖动那束美丽的山羊胡须，痴情而高声地说道。

    颇有远见卓识的章鸿钊在任地质科长的第二年，就亲自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所。这个调查所当时只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几人，但后来迅速发展成中国最完整最健全也是拥有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机构，其科学研究水平和实际工作业绩均处世界同行前列。

    在章鸿钊时代，中国不曾有其他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共和国成立，“地质调查所”仍然是中国最强的科研机构。那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特别是地面科学，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地质科实际上还承担着考古、水利、矿业开发及环境保护等诸多科学研究工作，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发现、玉门油田的开发等等，都是地质调查所的功劳。而三峡工程开发研究始终是地质调查所的一项重要工作。

    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李春昱先后担任过地质调查所的领导。这些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假如谁要想真正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话，如果不了解这几位人物，那必定是不完全的。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夏绿蒂写的一本《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书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一位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