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坝址之争因此十分激烈。1955年苏联“老大哥”派出的专家到三峡考察后，同样倾向于在南津关建坝，而且毫不理会中国同行的意见，他们的理论是：“没有不良的坝址，只有不良的工程”。这话意思是：我们选择的坝址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们以后三峡工程按我们选择的坝址开始建设后如出现问题，那肯定是你们工程质量出了问题。这陡然增加了中国技术人员的心理压力。然而所有这一切压力，并没有压垮中国技术人员的良知和对三峡工程的责任心，他们一再坚持南津关坝址地质条件不是最好的，三斗坪才是理想的坝址。这事一直闹到毛主席那儿。

    “既然我们自己人认为三斗坪更理想，那就应该重视。恩来，大坝定在什么地方，这事等你去了现场考察后由你定。”毛泽东对周恩来这样说。

    王作秀哪知这些事，所以她更不知为啥周总理到她家后匆匆直奔当年苏联专家打孔钻井的现场。那时岛上没多少人，苏联专家的钻井设备也比较简单，尤其是钻井打孔需要的水还得人扛肩挑。王作秀丈夫和岛上的男人们都被征用去为苏联专家打井服务，任务是一人一天挑20担水，给5角工钱。后来井越打越深，岛上的男人不够用了，又从岸上抽来不少民兵一起挑水。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我到中堡岛村采访，上了年纪的庄稼人都说自己曾经为苏联打井队挑过水。对于那段历史王作秀最清楚，因为那井离她家不到300米，而且苏联人打出的大大小小的岩心一直留在岛上，大的要两人合抱才能够得过来。几十年后当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大决议广播后，—些中堡岛农民兄弟还借苏联人留下的这些岩心发了不少财。那时有人打着“三峡最后游”之名，引来中外诸多游客上三峡，中堡岛是未来大坝的坝址，又是江心之岛，所以游客们不辞辛劳，下船上岛，在竖着大大小小“三峡坝址留念”、“三峡中堡岛一游”之类的各种纸牌子跟前照相留影。

    “我还赚过好几百块钱哩！”王作秀得意地对我讲，她因为沾了家在中堡岛的优势，远道而来的游客听说她是中堡岛最老的寿星，又是当年见过周总理的人，都纷纷争着要跟她合影，“不是我要收钱，是他们主动给我这个老太婆的，说是孝敬我的哪，瞧现在的人心多好！”老人颇为感慨和得意。

    那天，王作秀见周总理一行从她家走后到了苏联人打井的地方看岩心，便凑过去看热闹。

    在一大堆长长短短的岩心前，周总理饶有兴趣地左看右看，然后拿了一块拳头那么大的岩心，问身边的地质工程师姜达权：“往下打是不是都是这样完整的岩心？”

    “是的。三斗坪和中堡岛的地质结构比较好，也没有岩溶洞。岩层相当完整。”姜达权回答道。

    “这么说，你们提出在这儿建三峡大坝是有非常可靠的科学依据啰！”周总理高兴地反复掂了掂手中的岩心，很有些爱不释手，“我能带走一块吗？”

    姜达权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按照规定谁也不能随便带走这种地质标本的，“这……总理有什么用吗？”

    周总理笑了：“我是给毛主席带的呀！主席一直在为三峡大坝的事操着心，他能看到这里的地下有这么好的岩层会有多高兴呀！”

    姜达权和同行的人都欢腾起来。

    “行行，总理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姜达权说完，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笔，然后在岩心箱的记录牌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在多少米至多少米间的一段岩心被取走。并注上自己的名字。

    周总理好奇地问：“取走岩心还要签字办手续呀？”

    “是的，这是纪律……”姜达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我也签上名字。”周总理从姜达权手中要过笔，也在那块记录牌上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