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现在的北京市在许多方面都比不上秭归县城——可以说我对三峡库区的那些搬迁的新城镇都是这种感觉，因为在那里你看不到一所破旧的房子。这是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是深圳都不可能做到的，三峡库区的搬迁城镇却都做到了——他们居住在全新的漂亮的整齐的现代化的街道和社区内……

    有句话叫：吃尽苦中苦，才有甜上甜。三峡搬迁城镇的人民享受着这份苦与乐。

    他们在移民和搬迁中用智慧和奋斗创造着历史的新奇迹。

    秭归县是三峡水库“首淹之县”，老县城属于全淹地。于是在三峡工程建设即将上马之际，有人传言说，既然归州全淹了，干脆将秭归一分为三，彻底抹了算了。“一分为三”是指将秭归分给临近的巴东、兴山和宜昌县。

    “谁想当‘秭归末代县长’，谁就来接班，反正我不干！”时任秭归县长的汪元良愤怒地批驳谣言。

    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单单这一条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也不能没有它。县一级行政区划的决定权在北京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不是谁说说就能做得到的。秭归人因此开始努力争取寻找走出大山发展的机会和可能。

    他们把新县城的城址选择在离三峡大坝最近的地方。俗话说，依山吃山，傍水吃水。三峡大坝世界瞩目，如把县城建在大坝最近的地方就能迅速使县城与现代化接轨。

    不行。管理长江包括三峡在内的实权机构——“长江委”否定了秭归人的梦想——三峡大坝7公里之内不得有城镇出现。

    秭归人挨了一闷棍后仍不死心，而且有了更大的设想。他们在三峡大坝的下游看中了一块叫做高家冲的地方，不过那地方不属秭归，是宜昌县的。“没关系，试试呗！”秭归几位领导找到直管宜昌县的宜昌地委书记。

    书记一听，笑了。然后摇摇头，说：“把自己的地种好，别总想打别人的算盘。”

    秭归人好不懊丧。

    那一年，国务委员陈俊生正好到秭归视察。

    “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说来听听。”临走时，身兼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问汪元良。

    汪元良一急，眼泪都快跟着出来了：“首长，我们秭归人民不怕为三峡作出多大的牺牲，就是担心没有一个好的县城城址供我们选择和决定啊！”

    “别急，从头到尾慢慢讲来我听听。”陈俊生安慰道。

    汪元良便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

    最后，陈俊生叹了一口气：“秭归新城不定，就是五心不定，五心不定，就会输得干干净净。”

    “首长，太谢谢您的理解了！可这么大的事我们做不了主啊！”汪元良又急出了眼泪。

    陈俊生笑笑，站起身来，深情地拍拍小伙子的肩膀：“你把秭归的材料和报告都准备好，找个机会到北京去找我。”

    “唉！”汪元良又掉了眼泪。

    秭归人好不兴奋！他们随即投入了新县城选址战斗，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选在一个叫剪刀峪的地方。此地离三峡大坝最近，未来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四大班子的决策会一散，汪元良县长带着资料和报告，直奔宜昌地委。这一关非常顺利，他又到了省城。

    主管副省长一看报告就点头：“凡是好事，我都会全力支持。”

    报告很快转到民政厅。管规划的专家对秭归新县城地址提出两点：一是那个剪刀峪是不是地名？得调查一下。二是如将县城定在这一地方，生活用水问题怎么解决，报告中没有注明。

    汪元良县长急得直拍胸脯：“好好，我们马上回答好上面两个问题。”程序上的事急不得，汪元良为此花了9天时间。事后他说这9天里他急白了不少头发。

    省民政厅的批文下达当天，汪元良直飞北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