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自己带头行动，从我做起。再找自己的亲戚带头，亲戚再串亲戚来带头，就这么着一户带一户，个别“钉子户”只好由干部们舍去汗水和劳力帮着完成任务。

    汪学才能从一名普通的村干部，成为全国先进移民干部，受到中央领导接见、上了《东方之子》的电视节目，就因为他在“就地后靠”中把自己的村子搞得比过去的村子还要好，全村人过上了比过去还要幸福的生活，有了比过去还要美丽的家园。可汪学才告诉我，打1991年至今10余年间，他本人从一名全村最富裕户沦为最贫困户——1981年时他靠双手致富，家中存款就有7万元，而为了帮助全村实现“就地后靠”有个更好家园的“移民之梦”，他不得不倾家荡产。村民们没有资金开荒垦殖，他借钱送苗；筑路筹资款到不了位，他垫着。这七垫八送，自己家的存款就全都流了出去。“咱是党员，能让村民们按照国家的号召搬出水库淹没线，就是头等任务。要敢于舍得小家为大家。”汪学才说他过去身体非常结实，体重在70公斤左右，可搞移民工作后，瘦到了49公斤。而姚坪村则在他的带领下成了全库区的移民先进村，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居住环境、耕种面积，都比以前好，移民们一百个满意。

    汪学才后来因为工作突出，乡里招聘他当了乡移民站副站长。之后的工作就不一样了，全乡移民人数多，有的村连“就地后靠”的乱石岗都不好找，于是有一批人得搬迁到外地。汪学才的任务是动员一批移民到重庆的江津市。

    “这回工作难度可就大了！”汪学才向我介绍说，“在本土本地，搬个家园难度就非常大，让乡亲们离开故土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情上舍不得呀！本来嘛，江津也在重庆市区域内，不算远，而且那儿的条件要比云阳好不少，可移民们不舍得生活惯了的故土。为了让移民们顺利地搬迁，”老汪说，“我们先是到江津选一块好地方，可以盖房种地。每家每户的房子盖得自然尽量要比过去的好些、宽敞些。但移民们的要求更高，开始让他们派代表去选地看样板房，大家是满意的。后来房子盖好了，有人就提出，我们过去的家门前有路有水，现在的路在屋后，水也见不着，我们不习惯。我们只好再同当地商量，改道引水。有的移民啥都满意，突然提出自己原来的家门前有片树林，夏可乘凉冬可挡风，希望在新的家园前也能有一片树林，否则就不搬。我们又折腾回到江津，一户一户地按照移民们的要求给设计。这么着，前前后后用了一年零七个月，当我第17次带领移民们前去新家园参观时，大家方才点头，说这跟咱云阳的家一样，该有的都有了，云阳老家没有的，这里也有了，我们搬！”

    “移民们对家乡的留恋和感情，你工作做得再细有时也是无法想像得出的。”老汪在这方面的体会再深切不过。

    2000年他接受的任务是安排1300名移民到江西落户。有人一听到江西，就嚷嚷起来：咱是三峡人，过去算四川的，现在算重庆人。不管四川还是重庆，都比江西强。让我们离开三峡老家到一个差的地方安家，我们不同意。老汪说，江西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比四川重庆差，四川重庆有的地方怕还不如陕西甘肃嘛！后来老汪等人逐一做工作，动员移民代表到江西安迁地实地参观。移民们看后喜形于色地说：想不到江西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于是最后有1144人主动到江西落了户。

    相比之下，巫山洋河村村支书郑昌省遇到的村民们不舍故土恋家园的事更有趣。老郑今年不到50岁，论“官”职也是全库区最低的一级，可他的名气在三峡库区甚至不比重庆市市长的影响小。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老郑现在是“省长”。

    我采访出发前在北京就知道他是“省长”，见到他后第一句话就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郑憨憨一笑：“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