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梁某也正在为这件事伤脑筋呢。

    “俗话说，打雁要打领头雁。我们要除护矿队，就得从队长徐北汪这个人身上做文章。”王某拿出1，000元交给梁某说：“这事你去合适，我臭名在外，人家会疑心的！”

    梁某领得此计后，把六尺大汉徐北江拉到一家小酒馆。这里，早已准备好一席丰盛酒菜。徐北汪自知当上这护矿队长，那是瞎子撞进了钱眼——碰巧。过去，他是一位干力气活的普通工人，谁拿他当回事？如今见梁某这般盛情相待，早已飘飘然了。梁某趁机又塞上几条“阿诗玛”，徐北汪乐不可言。

    “徐队长，如今你是有权有势的大贵人哪！护矿时，可得给咱兄弟行个方便罗！”梁某开始探起虚实。

    “唔？啊，好说好说，咱头回当领导，有权不用，不是过期作废吗？哈哈哈！”徐北江嘴里咬着一只山鸡腿，三分酒气三分牛气道：“铜录山有我在，你们就甭怕，到时候，一有情况，我就通知你们！”

    梁某等人做梦也没想到事情竟会如此顺手，随即又给徐北江送上钱物。护矿队长从此实际上成了护采员队长。一个关键人物的灵魂锈蚀，使得整座铜录山矿又陷入一片灾难之中。没几天工夫，40名刚招来的护矿队员纷纷不辞而别。

    采民们在一片狂欢中加剧了采凿孔雀石的行动。这时的他们，开始懂得要想长期生存，就必须抱成一团，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来自矿山的有组织的“武装”。农民们已不再是几年前的散兵游勇了，他们或以自然村或以家族为单位，或自我结盟，结成了一个个只有他们内部才知道的严密组织，什么生产组、后勤组、运输组、情报组等。这些组织非常严密而且各负其责，分工严明。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轻则罚款，重则从铜录山上驱逐出去。组与组之间，小矿与小矿之间，也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铜录山矿地处大冶县城西侧5公里，交通方便，盗挖孔雀石的农民以前经常被突然从警车上跑下的公安人员逮住收审或重罚入狱。为了对付这事，采矿者们有组织地凑钱，给负责情报的人员配备一辆辆崭新的摩托车。情报人员骑着摩托车，在仅5公里长的公路上，设下了3个接力站。公安局刑警队门口的警车一动，他们就驾着飞驰的摩托车往山上报告“警情”。后来，公安局发现了这个问题，采取一项强硬措施，不得在县城通往矿山的公路上驾驶摩托车。

    采民们为此还真的惊慌了一阵。可事不过夜，他们又乐哈哈地笑了起来。第二天，情报人员不再骑摩托车了，只是每人身上携带了一个又小又方便的对讲机。他们手拿着这小巧玲珑的洋玩艺，说：“应该给发明人送一吨孔雀石以示奖励。”采民们有了对讲机，可谓鸟枪换炮了，不但用不着疯一般地开着摩托车往山上跑了，而且还能给夜间提供“信息”与“情报”带来极大方便。现代科学技术为野蛮者提供了文明工具，这些文明工具反过来又刺激和加剧了野蛮者的疯狂行为。正如托马斯所说的，先进的东西有时没有更好。因为一旦被落后者用去为落后服务，事情就更糟。铜录山上发生的事难道不是这样？

    公安部门为此伤透了脑筋。堂堂国家公安局却被采民们牵着鼻子走，这滋味谁受得了！然而，更为可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采民们一个又一个“高招”竟是出自公安局内部某些人的“点子”。原来采民们搞垮国营矿第一支武装后，在对方没有采取新招之际，进攻的目标就放在了公安局身上。公安局毕竟不是好对付的。于是，采民中的几位“高智者”就设计了一套又一套瓦解公安队伍的方案。自然又是以钱开道。那些佩戴国徽领章的公安干警，站在大街上一个个威武得可以，可一回家就不那么神气了。要彩电没彩电，要冰箱没冰箱——靠几个死工资过日子，自然一副可怜相。面对老婆喋喋不休的唠叨，邻居不冷不热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