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办的事，还得最后落在我这个生产队长头上。你崔良娟脚踩的是咱们上董村的地，你就得接受咱队上的领导指挥。告状没用的。”生产队长抖着“二郎腿”，一副可以领导中央的架式。

    崔良娟不服，她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没有能说理的地方。从此这位年轻的农民少妇便开始走上了一条漫漫的上访之路。

    尽管那时还在“文革”期间，但崔良娟不信邪，因为她心里装着两个“保佑菩萨”：一是自己的成份是贫下中农，二是丈夫是工人阶级。但虽有这么硬的“菩萨”保佑，仍不起作用。崔良娟跑了几十回县里、省里，那时大家都在“闹革命”，没有人理会她，倒是岁月的痕迹在这位少妇的脸上留下了几道皱纹。

    “四人帮”倒台后，改革开放了，农村又来了新政策，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热火朝天。可令崔良娟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后院被占去的两米多宅基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1982年，村上又在她家的前院门口划去一块宽3米，长17米的地方，说是在这儿要修一条新路通过她家门口。村上的交换条件是：顺着这条线，她家的宅基地往后移动同样大的一块地方。崔良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虽然“文革”中的那档子事还没有了结，可现在毕竟是改革开放年代。那时她三个大的娃儿都在上学。四娃儿还在她怀中吃奶。丈夫写信来希望她到太原呆一段时间，好多腾出些时间为厂里技术革新多做贡献。临走时村上干部找到她，向她再次催促关于在她家门口修路和往后移宅基的事。

    “这回村上事先打了招呼，我服从统一规划。”崔良娟通情达理，去太原前将院子的大门钥匙交给了一名村干部。

    可是半个多月后回来一看，崔良娟拍着大腿喊屈：前院已经按村上筑路要求给刨走了一大片，本该往后挪移的地方却被住在后院的邻居李某家高高地砌上了一道墙，并在此墙靠崔良娟家这边又挖了一条深深的沟壑，凡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村上规划中让崔良娟家后移的地盘，后院人家却不准她后挪一寸。

    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崔良娟不能不急了。回头就找村干部说话。村干部为难地说，不是村上办事不公道，而是你后院住的几户人家心里一直妒忌你家。他们眼红，认为你崔良娟和孩子虽然全是咱上董村的人，但你男人在太原工作，你家又是四个女娃，又都是读书人，将来一出嫁，谁还会回这驴子都嫌穷的黄土丘来？将来你崔良娟老了跟着你男人到太原享清福，老宅基不就成了空院嘛！言外之意，我们占你崔良娟家的宅基，在情理之中，说透了，你崔良娟家这块风水宝地早晚也是我们的。哼，现在不跟你说透，我们先占着用又有何妨？

    崔良娟好不生气，心想我娃儿多大？男人和我也还有几十年可活，人家却如此给我们料理“后事”呀！村里解决不了，她跑到乡里、县里。三级政府意见一致：崔良娟的宅基应当按集体占用的面积后移，后面的住户不得擅自占用她家的新界宅地。1984年，乡镇政府法律服务站调解三户占用崔良娟家的邻居倒墙还地。但由于这三家邻居仗着他们的家族在村上人多势众，拒不还宅腾地。案子交到县法院，法院很快也作出了同样内容的判决，责令那三户人家按时退地。有政府支持，又有法院判决，崔良娟觉得自己有了定心丸，哪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法院规定的日期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家照常在她家宅地上搭房修棚。更气人的是其中一户姓张的邻居仗着当过多年村干部，现在又在镇政府工作，镇上县上认识的人多，不仅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而且变本加厉地在崔良娟的院子里建厕所，倒垃圾，并且每天将十几头牲畜赶到她院子。崔良娟实在没法忍下去，便上镇里县里告状。哪知她每告一次，回来得到的是更多的报复：不是这不见了，就是那被扔出了院子。更可恶的是一次她带着小女儿到太原看病，几天后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