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

    “再不能打了！好端端的师村，几世几代都是相亲和睦的村民咋到我们这一代就全给毁了呀？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不要对打了，这解决不了问题啊！”村长、村支书在那一段时间里不知自己是人还是鬼，一面上级要求他们必须保证不能出事，特别不能出人命的打架械斗，一面要确保不能在双方未协调好的时候再开工打井。可是还有谁听他们的话？

    “不打井可以，你们让许家免费供我们井水浇地。”五、六组村民说。

    “免费供水给他们？你说的？哼，想什么美事了？你给他们付钱？”许家说。

    村干部没辙了，又只得跑镇里县里去求领导出面解决。

    领导不能不来，但来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边坚持要继续打井，一边坚决不让。这阵子真是苦煞了村干部。上面的领导拍拍屁股走了，却在临走时扔下一句话让村干部一分钟都不敢合眼：天大的事都可以不干，唯独不能出一条人命！这不等于一道杀身成仁的命令吗？

    但是，急红了眼的对峙双方，早已视水井重于生命。为了捍卫各自的水井权利，他们已经做出了决不后退的选择。

    “队、队长，再下去真要……要出人命了！赶快想法子呀！”一日，村民代表李引兰跌跌撞撞找到六组组长李学党，连说话都在浑身发抖。

    “走，咱们找上面去！”

    李学党和李引兰从这一天开始，几乎天天往镇上县上跑。两人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经历可以独立地写成一本书。李引兰40多岁，一副当年郭凤莲式的“铁姑娘”形象，她是村组里的“妇女队长”——虽然现在这个职务在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里已经没有了专门“编制”，但李引兰在本村的姐妹们中依然享有这样的威望。在我采访她的时候，这位“铁姑娘”竟然声泪俱下地说她活了几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但从来没有吃过跑“衙门”之苦——

    “那会儿村里人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着能早点开工打井，庄稼地里大伙儿种的葡萄娇气，最怕没水儿，我们黄土高原的土质干燥，老天爷又连眼泪样的水滴都不落下，村民们急得火烧眉毛，白天黑夜想的就是给苗儿浇水，可是打井的事又僵在那儿，那正像要大伙命似的。碰上这样的大事，大伙儿就找到李学党队长，合计着咋来解决这件难事。我们村民受毛主席教育多少年了，不是不明理上面的法规政策，可现在事情变化了，许家兄弟他们有钱打了井，然后霸着一方天地，你要用水人家说多少价就是多少价，你没法子儿。本来大伙心里就有气，说这跟解放前的地主有啥区别？现在叫啥市场经济，人家先投入了，就先得益，咱没啥说的。可我们也得吃饭呀！没水咱这儿的黄土咋整出苗苗儿？人家用《水法》来挡我们打井，咱没法，就只能找上级来说话。你可不知道，现在找人办事难啊，难得真像我们女人生孩子似的。你别笑，真的。那些天里，我对李队长说，你就别再拉着我往县上跑了，我宁可忍受生个娃的苦痛，也不愿吃这找衙门的苦。为了打不打井的事，村上的人已经逼到没路可走的地步，咱们村民们传统呀，总觉得政府办事可靠，能解决下面的事。政府也是我们农民们的依靠呀！不靠政府我们还能靠谁？这么着，我和李队长受大伙儿之托，就往镇上县上跑，开始往镇上跑，后来觉得镇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事，便往县城跑。你知道现在农民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大伙儿给我们凑钱上城里找领导说事，不易啊！我们跟李队长又舍不得花大伙儿的血汗钱，就尽量省着钱不花。咱农家人，在家说啥也饿不死人，实在不行上地里挖一把草也能对付一阵。可在城里不行。弄口水你都得花钱，一瓶矿泉水就得两三块。有一次我拿着空矿泉水瓶，看到一个户外水龙头，便上前灌了一瓶，你不知道人家说啥，说我咋连乞丐都不如，人家是来讨饭的，说我咋连水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