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几口全副武装地走出家门——其实也就是戴上两个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门后，好不容易打了一辆“的士”，还不敢对司机说上医院。

    车至医院附近的100米处停下。我们一家人走进北大医院，发烧门诊大夫说还不能进去，“刚消毒，得等一小时。”

    家人悄悄对我说：“还是上普通急诊去看吧，进发烧门诊不等于接触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会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于是我们带女儿上了医院一层的普通急诊室。当走进急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紧：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楼道里一个个“非典”，他（她）们或是有人搀扶着，或是横七竖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着……

    门诊的医生全是全副武装，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么叫防护服。那医生穿的是罩式防护服，就像电焊工头上戴的那种。她每会诊一个病人就拿起消毒剂在空中喷射一次，一个十来平方米的门诊室，涌进排着长长队伍的患者，我想不传染只能算是上帝开恩了吧……我已经把自己列入SARS候选人。

    排队半个小时左右，医生让我女儿到另一个诊室拍胸片。

    20分钟后，X光片出来。“没事，肺部清晰。”医生递过片子。

    我们一家人都不约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爷！

    紧接下来是验血。我让女儿和家人在远远的医院外等着，而我则回到化验室等着，一分钟一分钟地等着——因为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据之一。

    25分钟后，化验单子出来。我赶紧出医院交给家人看。

    “没事。”当过医生的家人这时恢复了自信。

    又一个没事。那一刻，我的心——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来。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路上遇见的……

    第二天清晨，女儿的高烧已退。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内容：早晨起来，先是打开所有的门窗，再在所有的房间喷射消毒剂。特别是门把手，要进行反复消毒。再在与邻居的接触地段，“狠狠”地喷射高量消毒液；吃饭时，相互监督谁没洗手；出门时，检查口罩带了没有——能不出门的尽量不出门。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车，也不能“打的”——单位里已经这样明确规定了。有趣的是女儿一反常态，对还需上单位值班的我特别关心起来，只要一进门，就先让我站在门口，把鞋脱掉，再将外衣脱下搁到凉台。然后监督我到门口处的消毒液里洗手，洗完后再进里屋的一只同样盛有消毒剂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后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朝我身上、头上喷射由她妈配制的稀释消毒剂——我呢，每每女儿这样做时，都能自觉地配合。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这一年四五月间，几乎成了普遍。只是我们一家比别人多了几分紧张，因为我们全家都到过一次医院。那时得非典的人在别人眼里就是“瘟神”，而发高烧的人则几乎都被视为非典患者对待，如果有人到过医院则仿佛你已被死神抱住了——这也不能怪公众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医院传染的。事后我才知道，当晚我们全家去就医的北大医院，那几天正处在非典患者就诊的最高峰。“24号人民医院被隔离后，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发烧疑似患者全都涌到了北大医院，由于定点医院紧缺床位，那些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观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着等在门诊室的走廊内外。那些日子里，天天都是这个样。”西城CDC的张震科长在我采访他时这样说。

    数日后，我们全家安然无恙，逃过一劫。那种心境下使我有可能将精力和目光从自己的家庭转向外面的世界。

    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完全发生变化。

    “国难当头”，成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口头语。

    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