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写在发行后

    人类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就充斥了许许多多关于水患和治水的传说，其中当然以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最为脍炙人口。诺亚方舟故事里的上帝并不可爱，为了惩罚罪恶的人类，居然不惜发四昼夜洪水，让亚当、夏娃的子孙尽死泽国，得救者仅诺亚一家八口而已。

    比较而言，大禹则更有人情味，为救百姓万民，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古美谈。

    大禹这人很不简单，公而忘私，不记私仇家恨，他的父亲鲧奉尧帝之命，治水九年而无功，被舜帝处死于羽山，禹不计前嫌，仍能接受舜的委任前赴后继，疏河道、通沟渠，终于成功，造福万民。禹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直至被神化。

    有史为凭的李冰父子就不止是传说了，他们留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智慧与民力的杰作，两千多年过去了，迄今川西百姓仍受其惠，成就了有史以来的“天府之国”，那无疑是蜀郡太守造福于人的丰碑。

    可以说，古往今来，人类得益于水，也受害于水。水患和水利是伴着人类的蹒跚脚步开始，一直走到今天，辉煌与灾难俱来，受惠与苦果同尝。

    水至柔，却又是可摧毁一切的残暴力量，人又一时一刻离不开它。你无法不对水产生敬畏之情。

    中国水系复杂、水网密集、水患频繁，却又是严重水荒的国度。对于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孙中山先生早在1924年“民生主义”讲演时，已首次提到建造三峡电站的构想，集防洪、灌溉、发电功能于一身。到了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还派出科学家去美国考察，并请美国大坝、水利专家萨凡奇帮助设计过蓝图，着实刮了一阵萨凡奇旋风，可惜最终因资金匮乏而流产，萨凡奇只在宜昌上游的拦河坝上造了几所房子而已。到了1963年，已经84岁高龄的萨凡奇仍念念不忘三峡工程，他对中国人很有信心，称赞“中国有很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置不用”，他不能躬逢三峡修建之盛的遗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中国同行说：“只是对于我，三峡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

    萨凡奇的梦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圆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视察长江三峡，以诗意描绘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成了中国几代水利工作者的朝思暮想。而今天，美梦终于成真，中国人从此敢于拍胸脯，自诩无愧为大禹的子孙。

    把几千年来，特别是60年来炎黄子孙治水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该由政府和学界的专家们来完成，但这任务却落到了一批作家肩上，这得给一位有识之士大书一笔，他就是倡议并出资启动这项文化工程的杨钦欢先生。

    我原来与杨先生素昧平生，只是这本文完成后在人民大会堂的首发式上，才得相见。他是广东梅雁集团的老总，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他能跳出所经营的圈子，不惜掷重金经营这本只赔不赚的书，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

    梅雁集团与水利有不可割舍的情缘，杨先生的集团原本是经营水电的，对水情有独钟就毫不为奇了。他说得好，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伟人毛泽东，哪个明君不是以治水安天下？哪个爱民如子的领导人不以兴修水利而惠民？他举了很多古今实例，从灵渠、都江堰到治黄、治淮，乃至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无不记录着名君名臣的千秋功业。

    我相信，他不是随口说出，当然也需听者有意。这就要说说老作家程贤章先生了。对这部治水史来说，他和杨钦欢一样，堪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听了杨先生的一番感慨，马上表态说，你先出一笔经费，我来接招！他自愿披挂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