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都分布在河流的两岸。黄河与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现今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最多。

    水给人类的祸福远远超过其他自然物，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强大的自然力。我们的祖先在水的哺育下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对水的崇拜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心理。古代中国水崇拜的形式形形色色；历朝历代均将“祭天下名山大川”列为皇帝的重要活动；各地区、各民族也都有自己崇奉的江河之神；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更是治水文化图腾发展的极致。古代的治水文化，直接影响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用水的性格特征阐释对宇宙、人生、社会和自我的认识。管子视水为万物的本质，“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孔子说，“夫水，遍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义；其浩浩不居，似有道；其赴万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绰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就洁，似善；发源必东，似志。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老子的“上善若水”之说，千百年来代代相传，至今仍被奉为“善”的最高境界。

    可以说，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永恒主题。

    从古代先民对水的崇拜、对水的神化中，从古代思想家关于水的经典阐述中，从古代文学创作的千古绝唱中，我们不难领悟治水文化这一载体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所起到的特殊影响和作用。有史以来，中国治水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既展示了我们亲水、爱水、护水的丰富而生动的艺术情趣，又描绘了我们斗水、治水、驭水的漫长而艰苦的奋斗历程。

    再现华夏民族治水的英雄史是我心里埋藏多年的一个大愿。

    在我们这个以农为本却又水患经年的东方古国，“治国必先治水”是历代主政者的共识。

    中国气候受季候风影响，降水时空分布极度不平衡，因此极易罹遇水患：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新中国成立的前100年，长江和黄河水系走向格局巨变，衰落的中国正处于国力的最低谷，昏庸腐败的统治者对治水无心无力，客观上加剧了水患的频率和灾害程度。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水患之殇对农林经济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1950年，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前身）成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成立“防洪抗旱总指挥部”的国家，从成立至今，该部的总指挥大多由时任国家副总理担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治水史。自《史记》以后的各朝代正史，都有“水利”专篇，这是西方国家史书中不能想象的。没有哪一个民族生活的地域面临着中国这样频繁的干旱和洪涝灾害，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000多年间，共发生较大的洪涝灾害1000余次；没有哪个国家的江河像中国的大江大河这般凶猛，自汉朝到清代的2100年间，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有一次大的泛滥，几条大江大河的水灾，直接危及大半个中国，尤其是中国最发达、最富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水利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我国历代都重视水利建设。善治国者，必重水利。历代兴衰同水的涨落息息相关。“治国必先治水”，这是先人留下的遗训。抗洪治水具有经常的性质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决策，它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历代政权的稳定，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盛世明君的乐事善举。历朝历代的当权者都把“治水”当做严重的政治问题对待，凡有作为有进取心的帝王都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水利曾为中华古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和享誉世界的四大科技发明一样，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