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

    这里的所谓的“隐痛”就是台湾人弃儿意识（孤儿意识）的感情根源！

    5月25日，丘逢甲等士绅及官员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改年号为“永清”，以蓝地黄虎之旗为国徽，并发表抗日宣言：

    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俨然雄峙东南矣。……查全台前后山二千余里，生灵千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从这段宣言可以看到，这时候，台湾精英主观的“自主”意识依然压过“无天可吁，无人肯援”的客观处境，还没有发展到悲怨的弃儿意识（孤儿意识）。

    5月30日，日军开始进军台湾。6月4日，唐景崧奉清廷之命率军内调，台湾民主国在日军登陆前瓦解。官绅阶级纷纷内渡逃跑。抗日不成的丘逢甲黯然离台，返回广东镇平（今梅县蕉岭）祖籍，写下许多慷慨激烈、悲凉沉痛的咏台诗作；其中一首《离台诗》写道：

    第二年，他又感慨地写道：

    然而，台湾各地人民，尤其是中南部的贫困农民，纷纷加入义军，英勇阻击登陆的日军；一直到1915年，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才告结束。尽管每一次的武装行动都在日寇大规模流血恐怖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但是，它却用血的事实揭穿了日寇殖民政策的欺骗性，提高了民众抗日的民族自觉。

    总地说来，这个阶段的武装抗日基本上是汉民族传统的中国意识的坚持与抵抗。

    以小说（原名《胡志明》）奠定作家地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1900—1976）在晚年的回忆录《无花果》里写道：

    “当时的抗日战争，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既没有横的联系，也没有纵的系统。更不是受人宣传，煽动而蜂起的。台湾人在无意识中，认为台湾是自己的祖先所开拓的，我们做子孙的，有保护它的义务。……保护自己的村庄是自己的义务，这种观念，不知何时，在无意识中，已混入血液中。具有这种精神，一旦有了外敌，自然就要显露出来。因此，听到有日军来临，便涌起抗日的感情，产生抗日的思想，变成抗日的行动，自动地驰赴抗日战线参加抗战。……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绝不是清朝。清朝是满洲人的国，不是汉人的国，甲午战争是满洲人和日本作战遭到失败，并不是汉人的战败。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

    1913年，台湾史学者称为祖国派文化抗日领袖的林献堂（1881—1956）游历北京，除了与刚刚创建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也专程拜访了梁启超，请教殖民地台湾人抗日之道。梁启超告诉他说：

    “三十年内，中国无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对日本不可力敌，只能效法爱尔兰人抗英之法，先求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面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时痛陈台人处境惨状，戴氏也只能告诉他说：

    “中国内乱方殷，十年之内无法帮助台人。”

    这样的历史接触说明：祖国的同胞并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它也并非无心收复台湾，而是力有未逮的事实。

    其后，在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