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不仅在政治上残酷统治，更在文化上进行奴役，强力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他们不准台湾人拜祖先，读汉书；强迫台湾人穿日本和服，说日本语言，改中国姓氏，取日本名字；力图把台湾人民变成日本的忠臣良民，从精神文化上断了中华民族的根。但是，侵略者的所谓“皇民化运动”引发了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始终香火不改，坚持祭祀祖先，学习汉语，对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改姓名运动坚持抵制。在他们心中祖国意识和民族意识始终未泯。台湾的文学青年也写下了他们对祖国的呼唤。

    例如，巫永福（1913—2008）的诗《祖国》写道：

    文学家叶荣锺（1900—1978）在1977年出版的《小屋大车集》写道：

    “我们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毋宁说是由日人歧视（当时叫做差别待遇）与欺凌压迫激发出来的。他们的歧视使台人明白所谓一视同仁的同化主义，完全是骗人的谎言，他们的欺凌压迫，使我们对祖国发生强烈的向心力，正像小孩子被人欺负时会自然而然地哭叫母亲一样。

    “日人千方百计，想把台人同化，其实真正同化，变成十足的日本人，他们也未必一定欢喜。他们只是要台人忘却祖国，而做比他们所谓‘母国人’次一等的殖民就是了。

    “他们政府的政策和个人行为完全背道而驰，但是他们的歧视和欺侮，无异给台人的祖国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幼苗，灌输最有效的化学肥料一样，使他滋长茁壮而至于不可动摇。不过像我这样在日本据台以后出生的人，对于祖国只有漠然的观念，因为它是手摸不到、脚踏不着的存在，没有切实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内心深处常有一种期待，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触到祖国的实体。”

    吴浊流在《无花果》中也指出：

    “眼不见的祖国爱，固然只是观念，但是却非常微妙，经常像引力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正如离开了父母的孤儿思慕并不认识的父母一样，那父母是怎样的父母，是不去计较的。只是以怀恋的心情爱慕着，而自以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过温暖的生活。以一种近似本能的感情，爱恋着祖国，思慕着祖国。这种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过外族的统治的殖民地人民，是无法了解的吧。”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发表《开罗宣言》，根据历史的事实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宣言》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中的条款，宣布“无条件投降”。

    叶荣锺通过题为《八月十五日》的诗表达了当时的社会气氛：

    10月10日，日据时期作家王白渊（1902—1965）在《台湾新报》发表了一首题为《光复》的诗写道：

    10月17日，第一批国军终于在台湾同胞“等待复等待”中从基隆登陆。

    吴新荣为此写了诗《祖国军来了》：

    吴浊流的回忆录也写道：

    “全岛六百万的同胞都斋戒沐浴，诚心诚意去迎接。……范将军、谢将军、唢呐、南管、北管，十多年来隐藏起来的中国色彩的东西接二连三地出笼了。至于那五十年间的皇民运动，仅只一天就被吹走了。”

    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国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这样，台湾人民坚持了50年奋勇抗战，付出了65万人的生命代价，终于让宝岛台湾重新归回祖国母亲的怀抱，正式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