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集中而充分的体现。

    虽然魏特夫这部著作曾经引起中国学术界较大规模的批评，但他的观点并不孤立。因为而在中国内地产生很大影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一书中，就表达过与魏特夫相似的观点，他是这样表述的：

    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黄仁宇著22—23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不论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治水对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在汉语词汇中，江山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大禹治水的典故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大禹是一个治水的英雄，而且，大禹正是因为治水有功，从而结束了禅让制度，开创了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老子的“上善若水”将最高境界的善的品性赋予了水。中国最有为的君主之一唐太宗，更是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奉为治国的座右铭。甚至“治”这个字，本义就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因此偏旁从水，后来引申为治理之义，才有政治、治国、治本、治病的含义。显而易见，在中国，从词源学上看，治国是与治水意义攸关的。

    由此可见，治水对于中国意义多么重大，而承载了如此重大意义的，它的价值自然非同寻常。

    的总策划杨钦欢和主编程贤章有一个共识，即中国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后，尚无一部完整理想的治水书。显然，杨钦欢和程贤章在策划的时候，是有一个明确的模范的，这就是《水经注》。郦道元的《水经注》作于公元6世纪，距今正好15个世纪。1500年过去，出版，我们不妨看看，这部以《水经注》为模范的大书，哪些方面对《水经注》有所继承和突破。

    对《水经注》的第一个继承，是它坚持了实地考察中国江河湖泊、水利工程的原则。郦道元做《水经注》，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信息，到过许多地方考察，足迹踏遍长城以南、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地理资料。前文已述，程贤章先生为了构思全书大纲，以80岁的高龄，实地考察了中国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的河流状况，获得了对中国水资源的总体认识。同样，的众多作者，无不对自己的撰写对象进行了实地考察。熊育群为了写雅鲁藏布江，几乎把雅鲁藏布江从头走到尾，这可能是整个最艰难的一段行程，人迹罕至，许多地方只能步行，沿途不仅要爬山，还得涉水，除了高原反应之外，一路上还要经历泥石流、地震的威胁，由于这片广袤的区域地形复杂，生态凶险，连专业人员都很少进入，以至于熊育群一路上经历的许多地方都是无名区，他甚至发现了许多地图上找不到踪影的大湖泊，穿越了不久前才正式宣布的世界第一大峡谷，甚至是在他离开墨脱后的第四天，中国国务院才正式给这条峡谷命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然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实地考察作为基础，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雅鲁藏布江丰富的地理与人文信息，为我们揭开了这条神秘的大江的神秘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