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钦欢和程贤章都是客家人。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敢下决心和有魄力去承担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呢？这也许跟客家人与生俱来的一些文化特性有关。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质的汉族特殊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中原汉族居民先后五次大举南迁，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定居，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交融合作，经过千年演化后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客家人在千百年来的不断迁徙过程中，形成一种宏观的包容性，也因为对中原文化传承的坚持，使得客家地区保留着“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形成了他们的坚强性格。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如洪秀全、张弼士、孙中山、黄遵宪、丘逢甲、朱德、叶剑英、林风眠、李金发、谢晋元、李国豪……客家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客家知名人物的杨钦欢和程贤章，并不囿于梅州山区的局限，能够跳出地域的思维，用报告文学的载体，抒写上下五千年中国重大治水工程，如史诗般展现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与水的关系——伤害、竞争、和谐，既从文学审美的视角揭示了治水之难，也从哲学的高度观照了人与水、社会与自然等关系，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意义。

    <er h3">四

    的主编之一的程贤章先生，是我的师长，亦是我的老友，正所谓“亦师亦友”也。

    从1961年起到2011年，算起来我与程贤章的交往整整半个世纪了！几十年的交往，我对其人品与文品深为敬佩。半个世纪的友谊让我们俩即使通过一个握手，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读出对方来。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广东梅州中学读高中时，已经开始在《梅江报》、《汕头日报》、《羊城晚报》等发表文章了。当时《汕头日报》记者程贤章就是从来稿中发现了我，把我的处女作《疯狗》刊登在《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上的。这一次偶然的机遇，给予了我莫大的鼓舞，开始了我的作家之梦，也奠定了我们永恒的友谊。那年，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编辑的道路。此后，我也因此而被文艺界称为“三栖作家”。程贤章那次发表我的处女作，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对此，我常铭记于心。

    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我寓居上海，他住在广州。我们几十年间一直书信往来，交往甚密。我每次到广州组稿，总会到广东作协的文德路拜访他。他见到我格外高兴，一起吃饭，聊天，谈文学和写作，真是“其乐也融融”。

    2009年的一个夏夜，我突然接到程贤章的电话，说他到了上海，有要事相商。见了面后，他告诉我，杨钦欢和中国作家协会要编纂一部，拟请各地著名作家撰写各地的重要治水史，他约我写上海苏州河的治理工程。后来由于广东梅州市召开“首届世界客商大会”，市委请我编写两部《客商丛书》，而且要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出书，任务繁重紧急，对于程贤章约稿，当时我爱莫能助，心中深感不安。无奈，他只好约请著名作家赵丽宏来写。

    那次，程贤章告诉我，他准备从南到北一个一个地方考察和组稿。我顿时有些惊诧。我知道，这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意义的文化工程。但是，他是一位老作家，精于创作，对编辑和组稿并非他所长。况且，他年岁已高，如此奔波，精力够吗？我劝过他不要过于劳累，可他精力充沛，信心满满。此后，他经常到外地采访时，电话告之我他的具体行程，每每听着他那“年轻”而自信的声音时，我坚信他一定能做好。我知道，程贤章是广东文学界说一不二的鼎鼎有名的“拼命三郎”，虽然年逾花甲，但大凡他下决心做的事，肯定能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