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统治者还动用军卒来保护水利，兴筑工程。嘉祐四年正式组建了苏州开江四指挥，分别为吴江、常熟、昆山、城下四部分，共两千人。开江兵的建制不仅苏州有，太湖流域其他州县也有，职能几乎涉及水利事业的方方面面。元代虽无开江营的建置，却有湖兵。宋元两朝还多次命令其他士卒参加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和保卫工作。

    宋元时代太湖水系比较全面彻底的浚治是在宋徽宗政和六年，由出任提举两浙常平的赵霖主持，总共历时十九个月，用工达二百多万，竣工后“二十年间并无水患”。针对吴淞江、娄江、刘家港、江南运河等河道的分别治理则相当频繁，较大的海塘工程也有将近二十次。

    由于矫正宋初对于水利的轻忽后进行了多次治理，太湖流域在宋元时期成为全国水利田最为密集的地区。

    <er h3">十一

    宋元时期水患的肆虐触动了一批关心民疾时艰的知识分子，多位名垂史册的治水专家应运而生。他们在深入研究后提出各具特点的治水方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当时或后世的太湖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当中大部分还亲身参与太湖水系整治，将理论付诸实践。

    描绘洞庭湖景色的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其实是太湖边长大的苏州人，景祐元年又出知苏州，这双重身份使他对太湖水利具有充分的了解。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空洞口号，而正是他为国计民生殚精竭虑的真实写照。在苏州任上他不但浚治五河，还较早地提出了全面治理太湖的方案。他在《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中指出：“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流之，何为而不利？”他主张：“今疏导者不唯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之于海也。”也就是必须疏浚太湖东南流入吴淞江与西北流入长江的各条塘堰浦江，保持太湖宣泄通道的畅达。他批驳了“江水已高，不纳此流”，“日有潮来，水安得下”的错误认识。针对“沙因潮至，数年复塞”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新导之河，必设诸闸，常时扃之，以御来潮，沙不能塞也”的解决办法。范仲淹治水方略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保持太湖水系入江入海水道通畅的基本主张也很有针对性，他的“新导之河，必设诸闸”的建议后来曾得以实施并被证明十分有效。

    郏亶、郏侨父子也是太湖水利史上的杰出人物。郏亶出身太仓农家，曾经送其子郏侨就学于王安石。王安石很赞赏他的水利农田之学，变法开始后便让他担任司农寺丞之职，不久又任提举两浙水利。郏亶治水方略中最值得重视的思想是将水利与农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合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郏亶一揽子解决太湖流域水利农田问题的治水方案规模巨大、气魄恢弘，他的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可取的。然而，正因为他的计划规模过于宏大，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环太湖四州十县之民将牺牲相当大的眼前利益，而长远利益则要五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因而遭到各方面的责难，他的治水方略仅仅实施一年就因为“措置乖方，民多愁怨”中途而废。他也被罢免了司农寺丞。

    郏亶死后郏侨也献过治水方略。他继承父亲综合治理的思想方法，主张在江宁、润州、常州分别治理湖堰港浦，将太湖水系的西北支脉直接引导入长江，同时使杭州一带的东南支脉直接“决于浙江”，从而“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为腹内畎亩之患”。他还提出，应该把“导江开浦”与“浚泾作堓”结合起来；同时须将“置堰闸以防江潮”与“浚流以泄沙涨”结合起来。

    郏亶父子的治水方略为太湖水利事业留下了一笔值得重视的遗产。

    元祐年间，单锷也曾献其所著《吴中水利书》。单锷是宜兴人，嘉祐年间的进士，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