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坝居民乘机盘剥过坝客商取利，并由于贪利而在坝东十里更筑一坝，即下坝。上下两坝相阻，西水绝不东流，苏、常、湖三郡的水患因此缓解，而岭脊高淳地区开垦的农田却渐渐废圮，圩田重新被水淹没为湖。

    明清两代大部分时期里，大运河都是漕运的主要通道。为确保漕运，当政者对江南运河进行过多次疏浚。对江南运河南段，多采用浚河、增辟水源、建塘筑堰和开凿涵洞等方法，以调节水量，保障灌溉和漕运。对中段多采取修缮塘岸、增建泄水涵洞等办法，以避免泛滥。北段是明清时期治理的重点，主要采用修建河闸以调节水位、另辟河道与运河配合使用等办法治理。道光五年后漕运改为海运，清皇朝对江南运河便不再似前重视。

    明清两代太湖流域水利的兴修，不仅对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对于手工业、商业、航运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太湖周边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都有重要意义。或许可以说，正是在太湖水利灌溉的沃土上，明代的江南才萌发了资本主义的幼芽。

    <er h3">十三

    民国时期进入近代水利建设的时代，出现了机械排灌、电力排灌、水文检测等先进治水技术，还出现了专业水利组织和较完整的治水计划等近代管理手段，本该是水利事业长足发展的时期。然而，由于战祸频仍和政治腐败，太湖水利长期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堤防残缺，河港淤塞，涵闸失修，塘浦水网混乱无纲，圩系零散失统，高田患旱，低田患水，洪、涝、旱交替发生，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民国初期，一批有识之士针对太湖地区旱涝灾害频频发生的情况，开始研究水患治理问题，成立水利研究会，从事水利情况的调查、规划，筹拟实施方案。例如，著名教育家、水利学家胡雨人的《太湖水利建设手稿》一书，就对太湖的治水方略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和比较全面的意见。

    江南地区于二十世纪初出现民族工商业萌芽，运河及其他主干河道两侧纷纷建起工厂、商店、仓库，河道渐窄，加上铁路桥孔狭窄，致使河道涝时不能畅泄，旱时难以引水。民国十年和十二年发生水灾，大片农田受涝，民国二十年和二十三年又分别发生涝、旱灾害，迫使当局不得不重视水利建设。地方政府于是连年征工浚治主干河道、改造阻水严重的桥梁。

    日军侵占太湖流域期间，日伪政府为“清乡”而封河筑坝，破坏圩岸，河道淤塞严重，水旱灾害愈益加剧。

    在民国时期，江南运河，尤其镇江、丹徒、丹阳境内河段是浚治重点。例如，民国二十三年大旱后，江苏省政府曾经发行江苏水利建设公债，办理全省工赈以疏浚运河，当时划江南运河为第三工赈处，又称疏浚镇武运河工赈处，负责实施了镇江小闸口至无锡洛社段的运河疏浚。一些局部修浚工程则主要靠向当地士绅募捐筹资，其他河道的疏浚工程也由各地自行组织实施，部分先富起来的民族资本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澄、武、锡三县边区抗敌委员会，也曾经组织农民疏浚河道。

    民国时期治水的另一重点是修圩筑堤。圩田是江南自然条件下的特有事物，是江南人民的智慧结晶，是适应湖泊星布、塘浦纵横、水旱不期的环境的有效方法。当时各圩都有岁修制度，遇有圩堤溃决则由地方政府工赈修复。

    民国时期，圩区排水逐渐使用机械，圩口都筑闸控制，旱启涝闭，圩区按地形分设排水区。但圩堤都是土堤，而且由于缺乏科学防洪标准及物力有限，大部分堤身单薄，高度不足，遭遇较大雨涝时往往堤决圩破，即使遇有一般雨涝，圩中心积水也难以排出。

    从东汉毕岚发明龙骨水车到民国时期，两千多年间太湖地区农民一直利用龙骨水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