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篇 太湖——水鉴
，漕船也可经由这条河入江，过江入北运河，分流了漕运。后人为纪念孟简的功绩，把新开通的河道称为“孟河”，沿用至今。孟简还在无锡开了泰伯渎，也是利用原有的旧水道而加以全面疏浚，溉田也达千顷。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有诗赞颂孟简的功劳：“渎因至德向遗踪，疏凿还钦孟简通。源自龙山千里碧，花开梅里万家红。”
唐代湖州地区最大的灌溉区是长兴县西南的吴城湖灌区。吴城湖又称西湖，能溉田三千顷，但当时已经湮废。贞元十三年，刺史于GFBC2“设堤塘以复之”，成了当地最大的水利工程。后人为纪念于GFBC2，改称长兴西湖为于公塘。到权逢吉为长兴县令时，又对西湖的水源重新进行了整顿。西湖原引方山泉水补充水源，后被豪强地主截断，乡民深受其苦而又不敢反对。权逢吉带人将豪强所筑的路堰开决，“仍引泉溉田”，恢复了吴城湖的原有功能。
杭州最有名的水利工程是钱塘湖，钱塘湖就是今天的西湖。唐代中期，刺史李泌在湖北造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后来白居易任刺史时又筑堤捍湖，设水闸，挖渠道，设溢洪道，修成人工水库，增加了蓄水容积，完善了供水和防洪设施，既可灌溉，又可向城市供水。西湖的治理使农业生产得益极大，“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杭州附近的千余顷农田因此得免凶年。白居易离开杭州时，觉得自己为杭州百姓做的最大好事就是使他们能用湖水灌田。他在诗中说道：“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唐末的景福二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占据宣州，被黄巢部将孙儒包围，五月未能解。杨行密部将台蒙在胥溪河岭脊以东河段自西向东修筑土堰五道，依次为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和余家堰，银林、分水两堰节制西水东流，苦李、何家、余家三堰蓄水行舟，目的是“拖轻舟以馈军”，解宣州之围。意外的收获是，胥溪河下游地区的水患也因五堰筑成得到缓解。
隋唐前期江南运河的入江口在丹徒，江对面就是今天扬州的扬子桥，江面宽有四十里。但由于镇江附近长江主泓道的变迁，运河入江口日益被江潮挟带的泥沙淤塞。隋唐时期扬子桥以南的江面已经积沙为洲，形状如瓜，故而称为瓜洲。瓜洲渐渐与江北合拢，至开元时洲上已有百姓定居，而江面则日渐狭窄，仅为二十余里。为减少漕船在江中迂回航行的风涛危险，润州刺史齐瀚于开元二十五年奏请，由京口埭下直趋渡江，并在扬州南边的瓜洲浦开伊娄河直达扬子镇。这样，运河的入江口在开元年间作了改变，从丹徒口移到了京口埭。京口埭是唐朝在江南运河上设置的四处堰埭之一，这些堰埭发挥了节水济运，维持航道水深的作用，可以防止长江和钱塘江的水位变化及江潮涨落影响通航。
太湖母亲是公正的，她不仅惩罚人们的愚昧行径，对于儿女们的悉心侍奉也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太湖流域不再是偏远落后地区了，已经迅速发展成富庶膏腴之地，中唐以后在全国的地位愈益飙升。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也相应地得到长足进步，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太湖地区的稻米在唐代开始北运，安史之乱以后更成为唐王朝的主要供粮依靠。苏州、杭州、湖州、润州、常州等城市成为地方经济中心，这些城市的茶盐酒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当时韩愈就曾指出：“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白居易也说：“当今国用，分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唐代太湖地区在全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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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巧合，在中国历史的又一动乱年代，太湖水利建设的高潮又一次出现。其实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五代时期据有太湖流域地区的吴越、吴、南唐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