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篇 天堂之水
崇祯八年【1635年】至十年，巡抚都御史张国维主持修葺吴江石塘全坍、半坍及续建共四千丈，并疏导长桥桥下出湖河流，重修至和塘长洲东境45里石塘。
这些大的治水活动，花费帑银常达几万、十几万、二十多万两，投入人工很可观。频繁的治理，反映了太湖治水的不易。
治水必须与治田相结合，这是太湖地区长期以来治水的经验。明代比较重视圩田水利的治理。圩区水利以地方为主，以民办为主，治理活动频繁。在朝廷派员主持治水时，一般也督责各府县兴修圩区水利。据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统计，明代兴修太湖水利工程大小有一千多次，主要为塘浦圩区的浚河、筑圩、建闸工程。这些事迹在各地方志中记载很多。
在唐、五代时，太湖地区圩里已经设有圩长，每一两年圩长率其圩之人修筑堤防，浚治浦港，使低田之堤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流。明代除设有圩长外，每一行政区又设塘长，管理该区水利。
在频繁的圩田水利建设中，圩田治理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如在圩内筑“径滕”和“戗岸”，实行高低分级控制，可以减少洪涝损失。当时圩子面积较小，一般为几百亩、数十亩，为抗御较大的洪涝灾害，一些圩区衽联圩并圩，如万历时耿桔在常熟就推行过。对圩岸的规格、修筑方法、养护管理措施，都作了较严格的规定。圩内河渠、堰闸的布置也能因地制宜。有关浚河的技术工作、组织工作也有了一套办法，从而保证了工程的质量。明代关于圩田水利技术的论述比前代都多。如周忱、姚文灏、史鉴、金藻、吕光洵、何宜、吴诏、耿桔、陈瑚、徐光启等，都曾论及圩田水利。万历三十四年耿桔所著《常熟水利全书》，则对浚河筑圩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明代太湖水利活动虽然频繁，但水旱灾害仍然十分严重。首先这与水利工作的复杂难治有关。如浚治吴淞江，明代二百七十六年，大的浚治有十一次，平均二十多年治理一次，但渐浚渐淤，周期缩短，淤积越来越严重。太湖洪水出路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是水旱灾害多的重要原因。其他港浦淤积也相当严重。明代张应武说：“宋人引清障浊之法已不可施于今，每岁所开塘浦还为潮汐之所填淤，三岁而浅，四岁而湮，五岁又复重修，亦无一劳永逸之术。”另一原因是治理没有全面的战略。嘉靖时沈启在《吴江水考》中指出太湖水利的病症为“上不节，中不分，下不利”。往往是遭灾后影响到国家的赋税收了，才会派官员去进行治理。有时工程施行得很急促，达不到应有的成效。再则，明代民修小圩，堤岸单薄，民力分散，不易抗御洪涝，容易遭到破坏，灾害自然经常发生。
当然，政治的腐败，也极大地影响了明代的水利建设。
清代康熙年间修闸，规模宏大，投入资金也巨大。康熙十年【1671年】，巡抚马祐督浚浏河淤道三十里，又于天妃宫建大闸一座。康熙二十年二月，巡抚慕天颜督浚白茆港，自支塘至海口四十三里，又修闸一座。共用民夫百万，费银四万两。直至四月底才竣工。康熙四十七年，总督邵穆布、巡抚于准督浚浏河，起凝碧桥，东至袁家渡，长三十里。又建七鸦口闸于浮桥东玉皇庙前。翌年又浚白茆、福山两港，修白茆旧闸，建福山新闸。共用银3.5万两。
雍正年间投入水利的资金和力度，似也不亚于康熙大帝。雍正五年【1727年】，诏发库银兴修江南水利，命副都统李淑德、江苏巡抚陈时、总河齐苏勒等大臣踏勘太湖及通江汇海河道，檄行浚治。翌年，浚浏河、白茆二港，修理旧闸。又浚徐六泾、福山塘、七浦塘。共发官银十二万余两。雍正八年，总督尹继善檄苏州知府徐永佑修筑吴江塘路和GFBC2塘，建大浦桥，扩建三江桥一孔为三孔。又修至和塘。移址重建浏河天妃闸。雍正十二年春，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