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篇 长缨在手缚蛟龙
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该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区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并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哈素海灌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建成，可灌溉农田29万亩。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关闸截流。该工程于1975年开工，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和葛洲坝工程。水库蓄水量可达29亿立方米。1977年巴彦淖尔盟河套灌区总排水干渠扬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5亿立方米，可担负灌区400多万亩农田的排水任务。1978年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多万亩，排涝农田400多万亩。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继续关注治水大业，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对水利建设做出过重要指示。针对黄河、淮河、海河三个流域片严重缺水现状，确定实施的以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合力建设黄金水道、促进长江经济发展战略；黄河下游大修堤；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等等，无不充分证明，党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水利，这是水利战线战胜水害，取得治水成就的精神法宝。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重视治水即重视农业，治水的发展往往和政府的重农政策有关。由此说，农业和治水之间，一直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是治水的基础，治水则是农业发展的保障。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治水工程的修建与农业生产的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重农政策形成以后，河流附近的土地很大程度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改变了模样，难以再保持昔日的格局，于是，一项项治水工程先后在中国应运而生了。河北省治水可说是中国治水这一巨大链条上的其中一节。
纵观历代各朝，为民兴利、勤于治水的名人数不胜数。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位已高而意益下，禄已厚而慎不取”。他亲自组织百姓兴修水利，先后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一带】主持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特别是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周围二百里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又称安丰塘，在今安徽省寿县南】，把淠河水和诸山水都引入人工湖中，水多时可以开闸放水，水少时可以关闸蓄水。不仅对防治这一带水灾起了积极作用，还灌溉了一百多万亩的农田，对于推动楚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楚庄王当上中原霸主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汉武帝的左内史倪宽，身居高位，心系黎民，公元111年他组织百姓穿凿六辅渠，扩大了原郑国渠的灌溉面积。他还“定水令，以广溉田”，使六辅渠的水利不被权贵豪强所独占，得到百姓称赞。
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亲自四出寻找水源，查看水势，率领百姓开通沟渠引水灌田，修筑陂塘、堤闸数十处。其中一个钳卢陂就灌田三万亩。他还亲自制定管水制度——《均水约束》，并刻石立于田畔以利执行。召信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后人立祠供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指召信臣和60年后的南阳郡太守杜诗】。
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壮志之一就是“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他在任地方官时就组织群众兴修水利，为相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