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妇女十七八者，仅值三五百文。王姓祖居其庄，男女四五十口，自光绪三、四年间，流离饿死者，仅存三人而已。”河顺镇塔子驼村塔珠山有一石碑，记述旱灾惨景：“光绪三年，春雨连天。浸地三尺，苗长齐全。以后大旱，秋景可怜。谷不见籽，豆苗旱干。麦子未种，抢劫多端。四年春夏，粮涨价钱。小米一斗，价涨千二。小麦一斗，价涨一千。豆子一斗，涨到九百。荞麦一斗，七百多钱。庄产田地，并无买主。柿叶甘土，俱当饭餐。幼女出卖，一两串钱。人吃人肉，遍地不安。皇上放赈，人死万千。荒年如此，刻石流传。”任村镇南券一通碑文记载：“民国九年，岁在庚申季夏中旬，昊天亢旱是时也。果木凋零，五谷未种，即有所种之田，禾亦青干黄殆矣。观斯景者，莫不心伤。后云行雨施【注：公历9月3日始降透雨】，五谷始得普种，及至秋收，雨前所种者，尚有五六成收，雨后所种者，仅得二三焉，更有秀而不实者。呜呼！客岁二麦未种，今秋收成又薄，凶荒若此，则人安有不死之理。”

    上世纪中的抗日战争时期【1942—1943年】大旱，加之蝗虫灾害和日伪军的疯狂扫荡，林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受饥，外逃荒，卖儿女，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惨不忍睹。据统计，当时全县逃荒外出达10800户，占总户数的14％；饿死1650口人，占总人数的4.3‰。

    自古以来，取水困难一直制约着林县生产力的发展，民国《重修林县志》云：“林境山多水少，居民苦汲，土薄石厚，凿井无泉，致远汲深，人畜疲极，每逢亢旱，居民悬釜待炊，欲救瓶之罄，不择溲勃之污，渴既为灾，秽亦生疾，南乡尤甚，山后类然。”“土厚之处亦有数丈不得水者，或凿地为窖，以储雨水，名曰旱井。然大旱则旱井亦涸，且不能家家皆有，于是有取水十余里外者，老弱妇女抱瓮蹀踱，生活之难，水火几与菽粟等矣。”

    艰苦的条件下，林县百姓千方百计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用水。为了生存，林县百姓多在自己的院里或地边打旱井挖旱池，积存雨水、雪水，或修一些小型渠道，引山泉，拦河水，尽管这样，遇到旱灾，别说灌溉农田，就连人畜吃水也难维持，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据建国初统计，全县550个行政村，就有307个村人畜吃水困难，其中跑2.5公里以上取水吃的有181个村，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的有94个村，跑5—10公里吃水的有30个村，跑10—20公里吃水的有两个村。

    水资源短缺，影响了人民健康水平，加之卫生条件差，致使各种地方病、传染病时有发生，给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痛苦。林县解放时，全县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薄弱，群众有了病缺少医生治疗，多有求神拜佛治病。1949年前每年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30％以上，仅求神拜佛而用去的钱不计其数。特别是食道癌、肠胃病、气管炎、软骨病、聋哑病、甲状腺肿、疟疾、妇女月经病、白带病等极为普遍。高家台、石板岩、朝阳等深山区村60％的群众患有甲状腺肿病，有的人仅几岁就染上这种疾病，一辈子痛苦。因为缺水，山区贫困，生活痛苦，所以，在旧社会林县人有“六怕”：一怕不下雨，二怕洪水冲，三怕下冰雹，四怕霜和风，五怕土匪抢，六怕讨租粮。因水源奇缺，闺女们跑下山，媳妇不上山，婚姻问题成了山区群众生活中一件难事。

    因为缺水，生活艰辛，文化生活更是落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林县解放时，只有一所中学，11处完小，能入学的大部分都是富裕户子弟。临淇镇南山一带方圆10多公里仅有一处学校。泽下乡七峪村397户，当时除武老殿和他的孩子识字外，其他多为文盲。因为缺水，逼得许多穷人九死一生，含泪忍痛离开故土，到外省异乡落户。山西省长治市南部有个村庄，因全是林县人逃荒去后新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