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或许可得某些启示，在新安江上，具备建设大型水坝的条件，而现代水坝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灌溉、防洪等传统意义，它对于水能的利用将更加经济。新安江河床平均比降较大，其中安徽屯溪至浙江铜官间距离不到100公里的地段，天然落差达100余米，因此峡谷险滩一个接着一个，水流十分湍急。类似河床，对水电建设得天独厚。据南宋《严州图经》和明、清《淳安县志》印证，自安徽歙浦口至浙江赵家滩，有志可查者实有70多个滩名，其中淳安有40滩，建德有25滩，桐庐有7滩。清代有一位名叫黄仲则的诗人在看过江上险滩后，写下一诗：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

    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

    诗句形象地写出了新安江的滩密险要，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源远流长的新安江蕴藏着巨大的水力资源。诗人李白也到过新安江，这位一生喜好名山大川的诗人在见到新安江的水后，也忍不住发出由衷的赞叹：

    青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制设备和自行安装的大型水电站。发源于安徽的新安江素以风光旖旎著称，她清澈的江水滋润着宽广的流域面积，浇灌出了山清水秀的锦绣江南。然而，就像所有桀骜不驯的江河一样，每当大水年汛期来临，新安江也会在狂风暴雨中失去平时的温顺而冲堤毁岸。开发新安江的水资源既是水利工程师们的梦想，也是他们心头抹不去的痛。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杭州成立过一个“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担任这个勘测处主任的徐洽时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挟个皮包去各个衙门游说，他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能够建设新安江水电站，这个计划对于徐洽时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在衙门的支持下能够利用美国剩余物资开建一个装机仅200千瓦的湖海塘水电站，那么徐洽时就心满意足了，因为那样多少能让他的工程师们有一些用武之地。

    徐洽时梦想的实现比他想象的要来得早一些。在他担任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主要技术负责人时，承担了新安江水电站的设计任务。徐洽时在图纸上一步一步靠拢他的梦想：这是一个百米以上的高坝、百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库、66万千瓦量级的水电站、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30万移民将迁离库区。它的规模超越了我国所有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它还将超越苏联建国后的水电里程碑第聂伯水电站。按当时水平比照，中国将一步跨入国际水电建设之林。比徐洽时站在更高端的是水电总局的李锐，李锐后来对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持反对态度要比他在主政水电总局时更有名。李锐似乎比较偏爱新安江水电站，在他当时列为拟建的五大水电工程中，除了新安江还有刘家峡、三门峡、五强溪与紫坪铺，但新安江是李锐拟定的重点并且确定为全国示范工程。

    李锐在升任水电部副部长后陪同周恩来视察了建设中的新安江水电站。那是一次对于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来说不可或缺的视察。当时几乎所有的民众都通过报纸看到了周恩来在新安江视察的新闻，还有那个鼓舞士气的题词。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周恩来在到达新安江之前，在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专门听过一次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汇报。参加汇报的除了李锐还有新安江水电站副总工程师潘圭绥。那次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在新安江工程施工中发生了左岸坝头山坡大塌方，并且由于使用不够标号的水泥造成了混凝土质量事故。如果撇开1957年至1960年那个特殊时期，由一个大国总理过问工程建设的水泥标号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周恩来确实亲自过问了新安江水电站工程的水泥使用问题。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