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问：“你们在干吗？”

    冯维克回答说：“我们在等鹿！雪停了它们出来找食物。”

    张爱玲惊异地睁大了眼又问：“它们吃苹果？”

    瑞荷笑着说：“你要不要试一试？它们正在犹豫要不要过来！”他说着把苹果交给张爱玲，张爱玲看见远处的雪原上的确有几头鹿静静地站着向这边观望。

    等了好一会儿，始终不见鹿过来，瑞荷便饶有兴趣地看着张爱玲问：“你的小说进行的还顺利吗？”

    张爱玲不大愿意与还未熟悉的人谈她的小说，不回答又显得失礼，就做了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瑞荷好奇地问：“痛苦挣扎中？”

    张爱玲沉吟了一下，很认真地说：“也许换一张椅子会好一点！”

    瑞荷听了这含蓄幽默的话不禁朗声大笑起来，他喜欢这个女孩说话的神情与方式，打趣着说：“是啊！我常常希望我能换一个脑袋！”瑞荷的笑声将小心翼翼的鹿吓得警惕地竖起了耳朵，在一旁静候的冯维克嗔怪地说：“嘿！轻声点！它们跑了！”望着那几只一溜烟跑远了的鹿，瑞荷无辜地摊开手，接着他把张爱玲手中的苹果拿回来，自己咬了一大口。看着瑞荷快活轻松的神情，张爱玲黑幕般黯淡的心情像是被火光映照出些许的愉悦亮点。

    一同去餐厅吃过午饭，瑞荷与冯维克顺便给张爱玲搬来了一把软垫高背的椅子。帮张爱玲摆放桌椅时，瑞荷看见书桌上有一部稿子，封皮上写着《Rice Sprout》（），便试探着问：“你的小说？有这个荣幸能欣赏吗？”张爱玲迟疑着有些为难，觉得和瑞荷还没有熟到可以把作品给他看的程度，幸好瑞荷并不强求。

    收拾妥当屋子，瑞荷邀请张爱玲去营区的林间小道散步。三月午后的阳光是温煦的，有一种微醺的醉人感。瑞荷见张爱玲脸上挂着浅淡的微笑，知道她的心绪不错，便抓紧时机介绍自己：“我最早是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大概还没出生呢！我没有写过什么严肃的作品，我写点评论、杂文，也写写电影剧本。在好莱坞也混了一段时间——天堂和地狱！在我成功或堕落以前我决定离开！我喜欢帮别人完成理想，一大群人在一起工作格外有意思！也许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天分，得仰赖别人的光芒！我不是谦虚！我六十六岁了！多少已经了解自己了！”

    他想引着张爱玲也多说些她自己，却被轻巧地避开了。张爱玲的过去对瑞荷来说根本是一张白纸，她自己很喜欢这样的状态，不背负过去让她感到轻松。不过偶尔她也会有倾诉的欲望，甚至是牢骚和抱怨：“我得跟控制着出版的力量打交道！我在上海沦陷的时期写作，战争结束，我变成一个汉奸！到了香港，我想写我在中国新社会建立之后所见到的一些事，评论把它论成反共文学！这是恭维，我不能出声！或者，我不能写超过我自身感受的事，即使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做什么！那真是很痛苦！我没有美国梦！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好恶！”

    张爱玲说话并不是一句接着一句，常常有一个很深的虚空在那停顿中，她的眼光也忽远忽近，并不一定落在她说话的对象身上。她并不想有机会与人争论，所以自己会把话头收回来，收回来时温婉的眼光就落在同她说话的那个人身上。她从来不曾这样的理直气壮，除了在瑞荷面前。

    冬季的夜，月光照在雪上，所有的白都在呼应着它的光华。万物依照自己的状态存在于天地间。

    张爱玲抱着一只膝伏案写字，字小小斜斜地一路往下坠。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她惊得抬起头来，起身伏到黑漆漆的窗前向外看。枪响之后的夜更静，说不出的恐怖，危机四伏。张爱玲觉得害怕，她想穿鞋穿衣服出去找人问一问，又觉得出去更危险。黑漆漆的森林里，一屋与一屋相隔遥远。她枯坐在那里，把思绪沉浸在新写的小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