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我素的城堡，大学教员乃是不为社会潮流所左右的学究式知识精英，仍不屈不挠地保持知识人、学者特有的孤高情怀（snobbism）。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大学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大学老师已同“工薪族”接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孤高情怀和使命感在日本已经失落。对此村上颇感困惑。但归终还是希望“世上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俗世之外的天地”。而不喜欢“将阶级性snobbism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和美国的价值观、环境保护、美国的种族歧视、美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我们得以看到村上春树的另一侧面，看到门外活生生的“村上君”。应该说，这段美国生活对村上还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开始明显带有社会投影。

    作为书名的是这本随笔集十六篇中的一篇。这“悲哀”二字，依作者后记中的解释，主要不是指在美国不得不讲或讲不好外国语即英语的悲哀，而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地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那么回到母国日本讲日语“悲哀”就没有了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纵然使用有“自明性”的日语也有无法沟通无法自明的时候。“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我们的人生之旅将永远背负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